女人有就業權，男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父親

台灣是公托悲情城市?
瑞典觀點—— 女人有就業權，男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父親

靠燒香拜佛籤運好壞的台灣家長們，分享著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中籤的口訣：「3 歲抽分班，4歲靠運氣，5 歲抽附幼」。

這段網路流傳的口訣，告訴家有六歲以下幼兒的父母：3 歲沒有分班抽中機率低，4 歲永遠就是看手氣，直到上小學前的 5 歲，才是進公共幼兒園的最佳契機。今年（2019）5 月下旬正值公幼抽籤，一則斗大的新聞標題「3 歲童保障額取消，北市某附幼 61 人全備取」應證了在沒有分班的情況下，三歲入托完全是夢。

瀏覽網路分享抽公共幼兒園的心得文，中籤者自稱「獲神的眷顧」並分享提高中籤率的教戰守則，備取備到天邊者大發哀嘆及減產的勸世文。台灣不對等公私幼兒園服務比例下，未能幸運中籤者，往往就是面臨勒緊褲帶找昂貴的私幼，或延續女性無法就業、在家自己照顧處境。

台灣女性期盼兼顧工作自我實現與養育子女，盼望一處平價且品質安心的公共服務，為何達成願望的路總是這麼遙遠？而這中間蹉跎的往往是女性職涯發展的可能，也形成母親獨自承擔照顧責 8 任，及父職長年在教養中缺席的情況。

反觀北歐:瑞典以「托育權」改變命運的輪轉

然而，瑞典的家長從未經歷過「抽籤」命運的輪轉。

2019 年 8 月中，筆者有幸參訪瑞典，發現該國採取的是登記制度，有清楚的「等候名單」使市府了解家長的托育需求，也因而能依據登記情況擴增公共托育服務據點。

點進瑞典斯德哥爾摩及哥特堡的市府網站，查看申請幼兒園的頁面，可歸納出幾個重點：
1. 只要滿一歲的幼兒都有權利(is entitled to)進入幼兒園。
2. 家長可在服務需求前 6 個月向市府提出申請，成為排隊系統(queuing system)名單內的一員。 
3. 家長提出申請後的 3-4 個月間，市府必須提供幼兒可入托的確切園所地點。

除了父母須依工作收入繳交一定比例費用，瑞典市府承擔提供托育服務的責任。《瑞典 1975 年起的國家學前教育改革》一文提到，為推動公共托育服務，市府每年需提報「登記入幼兒園的名單」、「使用幼兒園服務的家庭人口統計資料」及「幼兒園的實際收托服務時間」等資料，以觀察實際使用情形，以便改進政策。

例如，發現白領勞工使用公共托育服務人數 高於藍領勞工時，市府會延長托育服務時間，以便滿足有輪班需要的工人階級。

當國家視就業為女性權利，男性才會成 為真正的父親

有別於台灣公共托育服務「弱勢優先」的殘補式思考，瑞典「國家學前教育法」中「托育權」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性別平等」， 強調政府有義務使「男性跟女性享有對等的權利及義務」。其中，包含讓兩性皆享有「經 濟獨立自主」、「平均分攤家務與照顧工作」及「成為實際決策公民」等的權利及義務。

1975 年瑞典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思考托 育制度的設計，解決通常由女性負擔家務及 照顧工作的現象，這也是女性就業的先決條件。這項由國家提供，有品質、可負擔的公共托育，不只納入所有在職父母的子女，展現的家庭生活樣貌，是兩人共擔家計——上班時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下班後共同分攤育兒及家務。

以性平為目標的制度設計，讓國家的公共福利系統共同分攤了原被視為家庭的責任。有公共照顧及另一半的支持時，兩性才有機會平等兼顧工作跟家庭，也更有餘裕共同承擔照顧。

是性別平等的權利，還是自由選擇的陷阱？

反觀台灣，不僅二至六歲幼兒園階段的公共服務量能不足，零至二歲的公共托育更是匱乏。面對公共托育不足、私人品質參差不齊的真實情況，在「運氣」跟「放棄」之間被抉擇，是許多台灣女性真實的處境。
一位女性友人離職回家照顧雙胞胎，四、五年後她對我感嘆，「假若當年沒有離開職場，現在的我可能是一位副總編，甚至總編⋯⋯」
當我們討論公共托育服務供給量應加速提升時，總有人說「6 歲前的托育非義務教育，是家長的自由選擇」。
但，我們真的自由了嗎？

瑞典自 1975 年通過「國家學前教育法」 (National Preschool Act)，明確規範市府 有義務提供就業父母托育服務。1970 年到 1998 年，幼兒全日送托的數量從 7 萬 1,000 人增至 72 萬人，增長九倍以上；同時，女性 勞動參與率從 59.3%，增長為 75.4%。

檢視不同國家政策帶來的差異，台灣政府應 該自問：女性辭職回家帶小孩到底是「女性 在育兒跟職業發展間的自由選擇」，還是「政府對育兒家庭支持的匱乏，才導致許多女性被迫的選擇」？

終究，只有當國家不再以品質堪慮的「準」公共濫竽充數，或發放津貼讓家長自行尋找未必可靠的托育服務，而願意承擔積極擴張公共托育服務的責任，確保女性就業權時，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選擇自由。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 futurecity.cw.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