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婉如照顧網 2018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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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浪潮下,以人為中心的公共化照顧服務如何可能?

   

    專訪 楊佳羚副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2019 年的夏天,婉如基金會團隊在高師大性別所楊佳羚副教授領軍下再次拜訪瑞典斯德哥爾摩、隆德、馬爾摩及丹麥哥本哈根,為公共化托育、長照制度尋找可資借鏡的經驗,因此我們參訪了托嬰中心、幼兒園、親子家庭中心、課後照顧中心、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居家服務中心、失智老人研究中心、家屬支持中心等幼兒及老人照顧相關機構。

參訪沈澱後,與熟悉瑞典的佳羚訪談,進一步探究這一路所見所聞的北歐經驗背後「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同時也以此檢視台灣現行托育、長照等照顧政策,思考我們的足與不足。

 

「以人為中心」仍是核心

這次參訪,照顧現場人與人的相互對待,讓人印象深刻。訪談時,楊佳羚提到,瑞典社會「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從小到老,每一個人,無論是小孩或老人,即使已經失智,在瑞典的社會都是獨立的個體,同樣受到尊重,也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體現在小孩、老人的照顧上。

但是,這次參訪也發現原本的公共化照顧出現變化,佳羚說,「比較驚訝的是幼教,他們的外包是先從老人照顧開始,但我們這次在斯德哥爾摩及馬爾摩參觀到的幼兒園都是私幼,⋯⋯原本瑞典的私幼都是有特殊理念⋯⋯,但這次參訪的私幼比較是營利化的」,北歐近年來受新自由主義、右傾政治理念的影響,私有化、國家服務外包的現象從老人照顧開始,現在連幼兒教育也慢慢受到影響。

不過即使如此,根據佳羚對瑞典社會的觀察,她認為雖然政府政策慢慢向右傾,但社會普遍仍保有重視思辨、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尤其是,照顧現場的工作者並沒有因為上面的政策而改變對人的態度,所以她認為照顧上以人為中心仍是核心。

 

這樣的照顧服務在台灣如何可能?

「每次上課的時候,我到最後都會提到『教育』及『勞動』」,佳羚說。

為何政治風向轉變,卻對人民的影響有限?由於瑞典的教育強調「民主」和「知識」,從小訓練思辨、自由思考,同時看待每一個人都是有能力自我負責的個體。簡言之,如佳羚所言,將人民視為成年人,而不幼稚化。因此我們看到,在日間聚會中心,他們尊重老人社團活動的自主性;在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讓老人做自己喜歡的活動,保持生活的能力;在幼兒園他們看見孩子的發展,讓孩子從興趣出發,培養他們的能力,也教會他們辨別危險、自我負責,而不是過度保護。也因為思辨的習慣,媒體、公民社會對於公共議題、政策的討論成為社會日常樣貌。
相較之下,台灣似乎總是以炒短線為主,一窩蜂取代了深思熟慮。公共議題、政策的討論至今不是我們的習慣。不過,佳羚認為台灣其實還是有改變的可能:「如果攤開來看錢到底用在哪裡去了,地方政府舉債發錢,和好好做一個服務機構然後用很久相較,我不覺得台灣人會買單津貼,是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下,民眾只能去找這種對他自身最有利的小利。」

另一個關鍵是勞動條件。要做出照顧品質,人力比、勞動條件是關鍵。當人力比不足,再加上普遍缺乏「重視每一個人自我負責能力」的思維,照顧現場很容易「以管理者為中心」進行設計,所有的運轉都以管理方便為主。我們無論在幼兒園、日照中心觀察到的是,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都是因為興趣投入且樂在工作,身體力行「以人為中心」的照顧理念。

能夠形塑這樣的職場環境,是以國家的力量用有薪家庭照顧假支持勞動者工作與家庭平衡;建立替代人力資料庫解決職場人力問題;同時有強而有力的工會為背景。在職場上,多以團隊工作的方式解決問題,雇主與勞工定期的發展談話讓雇主理解員工的願景、鼓勵員工依興趣進修,讓員工在工作上也有相當的自主性。即使從事的是壓力很大的照顧工作,但這些第一線照顧人員仍然對工作有新鮮感且樂在其中。友善的工作職場盡量降低了人員流動,也有助於專業的累積與發展。

但在台灣,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呢?對此佳羚並不悲觀:「勞權在台灣也慢慢開始了,現在醫護人員也慢慢開始,但真的還是要回到教育。如果我們在公民課上多談勞權、公民權,像Uber Eat 的問題出來,大家不是在講高中生點餐很方便,而是去談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如果年輕人自己一直在工作貧窮,他們也會知道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樣態。」

如佳羚所說的,「台灣也不見得沒有改變的契機,只是我們的政策比較缺乏理性辯論的過程。」一趟北歐參訪,我們帶回來許多反省,以及亟待思考的疑問。當然,轉化與實踐是接下來必須要做的事!

結語:北歐經驗 台灣轉化

婉如基金會的政策理念源自北歐,不同於一般商業平台,期待用這樣的服務系統促進婦女就業、改善照顧者的勞動處境,讓她們有穩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透過照顧服務的推廣,分擔家庭的照顧壓力。

「使用服務時,有時候可以去想很多背後的意義」,也是婉如使用者的佳羚和我們分享,「如果你找的是派遣公司,通常(勞動者)不會有什麼好的勞動條件,再來人也會不固定,要看是遇到好的雇主還是不好的雇主。婉如的系統裡很多服務人員是單親,這個管道對於單親媽媽而言,是比較容易兼顧小孩、又能回到職場工作的方法,但如果只是純粹使用服務,就不會想到這個連帶。⋯⋯也許定捐看起來好像有多的負擔,但你可以看到這個背後想要做的是讓勞動者更有保障。如果這一塊做得好,像當初來陪我媽媽的居陪員,也是基金會的人,這種時候就比較會有那種我們想要的、好的品質的照顧。這個又回到我們之前講到的勞動條件,不管我們使用的是家事還是居陪,我們都能夠知道我們是在做小小的努力,讓勞動者更有組織和保障。」

我們期待建構性別平等、支持女性持續就業,一個工作與家庭平衡的社會,用「以人為中心」的精神持續推廣服務,讓老幼獲得好的照顧。感謝眾多婉如之友一路支持,讓我們能夠持續一步一腳印地實踐理念,轉化台灣社會。
 

新性別角色、新育兒文化、新照顧模式與永續社會

作者: 
劉毓秀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婉如基金會,顧名思義,是一個為提升女性權益、催生女性心目中的美好社會而打拼的民間組織。我們從打地基做起,於大約二十年前成立「婉如照顧福利服務互助系統」,一方面自行研發、實驗各項服務方案,另一方面廣泛與社會各界結盟,推動托育和長照福利服務制度,現在終於初具骨架,讓國家與家庭協力,共同承擔育幼扶老的重責大任。

 

在前述嶄新的公共化托育與長照制度的基礎上,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呼籲社會邁向新的性別角色、新的育兒文化,以及新的老年生活及照顧模式,此舉攸關家庭和社會的迫切需求。

以往傳統女性被期待做賢妻良母;婦運興起後,賦予女性「就業者」的新角色,但卻使女性蠟燭兩頭燒,就業與家庭、育兒難以兩全,甚至往往被逼回家庭與廚房。而這正是今天台灣(以及許多其他已開發國家)女性的普遍處境,不僅對整體國力有很負面的影響,也是低生育率的主因之一。

北歐國家率先想出解決辦法:在「賢妻良母+就業者」之外,加上另一重新的角色,即「公共事務參與者+公共政策決策者」,形成「女性的三重角色」。讓女性平等參與公共事務與決策,才能從觀念和制度上做根本的改革,使家庭和職場變得對女性友善,以便女性能夠兼顧工作和育兒。

至於父親,除了傳統的「就業者+決策者」之外,要加上「賢夫良父」的新角色,奶瓶尿布,身體力行從事家務育兒。這第三重角色,符合眾多年輕男性的心願,因此在北歐各國被界定為「男性的權利」。

除此之外,育兒文化也亟待更新。儒家文化所涵蓋的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日本,無不深陷低生育率的谷底,無以自拔。究其因由,除了家庭、職場、國家不能支持女性兼顧工作和育兒之外,另有一個獨特的因素,那便是科考文化遺毒。「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惡性競爭心理,引導家長和營利機構(補教、私幼、私校等)聯手打造育兒壓力鍋,讓經濟負擔、 時間精力付出、身心壓力、親子緊張無限上升。這樣或許造就了一些資優生,但即使對這些優 勝者,以及他們的父母,這其實是皮洛士式的勝利(Pyrrhic victory,代價慘痛的勝利)啊!這 麼大的負擔和壓力之下,一個家庭所能養育的子女人數,很難大於一。

婉如基金會在催生「保母托育管理及托育費用補助」、「非營利幼兒園」及「國小課後照顧班」制度之後,現在要進一步聯合社會各界,倡議「讓孩子們一起健康成長,消除惡性競爭,追求共好」的新育兒文化。

在老年照顧的部分,於長照 2.0 規劃過程中,我們曾經強力建議將衰弱長者及超高齡健康長者所需的少量服務納入。我們參考北歐經驗,知道在社會急速高齡化之際,此種措施能夠正向誘導多數長者走向在宅健康老化模式。婉如互助系統運作將近二十年了,服務使用者很多已經成為高齡者,或超高齡者,驗證了北歐經驗。但結果長照 2.0 僅僅將我們建議的服務項目納入失能者照顧範疇,這是很欠缺前瞻性的做法。

因此,婉如互助系統將規劃推出「不長照老年生活支持服務」,用以號召社會跳出「老年必定會失能,因此必定需要長照服務」的迷思,而追求健康老化。這不僅意味著老人和家人生活品質的提升,「自在老」也意味著「輕鬆顧」,不必靠外勞,而是國人做得來的工作,其薪資可以用來支持眾多本國家庭(包括支持眾多家庭生養小孩),以及本國經濟。整體而言,這更意味著健保制度和長照制度的負擔大幅度減輕,以便在未來超高速超高齡化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永續運作。

此外,對於失能長者的居家陪伴服務,將擴大發展長照的公費居家服務,讓「居陪」和「居照」兩相結合,加上家事管理服務,希望能夠提供更多元的組合,以符合各種不同的需求。

在新的一年,我們呼籲婉如互助系統的所有成員,一起率先實踐並傳播平等尊重的新性別角色、良善的新育兒文化,以及新的老年生活和照顧模式。

自在老、輕鬆顧! 看見自在老化的北歐經驗

 

2019 年8 月,我們參訪了瑞典斯德哥爾摩及隆德的老人日間聚會中心、家屬支持中心與日間照顧、居家照顧提供單位。與第一線的工作者對談、交流,深深感受到瑞典以人為本的精神,不僅落實於被照顧者身上,同時也在照顧工作者,以及家庭照顧者上。

 

老人日間聚會中心:支持老人做想做的事情

參訪前我們以為瑞典的老人日間聚會中心是類似台灣的長照2.0 中照顧據點C,是提供老人共餐、健康促進、預防失能等團體課程的地方。但實際上,這裡更像老人社團活動中心。年長者自組社團或參與他人的社團,利用這個空間舉辦社課、社團聚會,也透過中心協助揪人籌組新社團。

這樣的老人日間聚會中心,由市政府直接營運、經費來自市政府。以隆德來說,整個大隆德區內共有12 個,由一位主任統管。來中心的老人並沒有健康或失能程度等條件上的限制,參訪當天有許多年長者推著輔具推車或輪椅前來,也有許多步行或騎腳踏車。市政府不希望老人孤立在家,不但前來中心沒有資格限制,中心還委請居服員,每週固定打電話給自己服務的老人,邀請來中心參加
課程或喝咖啡、聯繫感情。此外,每月至少有一次由物理治療師搭配技師在中心做輔具免費檢修,以確保每位年長者行的自由、安全。

工作人員說,中心尊重年長者社團活動的自主性,多半以協助為主。許多年長者在此興趣得到發展、交到朋友、找到第二春,因為有友伴支持與社會連繫,活得精神奕奕。對照台灣,老人的社會參與似乎是健康老人的專利,而失能老人被約為僅是被照顧者,他/ 她們社會參與的需求,在現在政策下似乎尚未被看見。

家屬支持中心:看見照顧者的需求 讓家屬放心做家屬

當父母親失智、失能時,照顧常是為人子女最大的困擾。在台灣如此,瑞典也不例外。
2009 年瑞典通過社會服務法,規定家屬有權獲得支持服務,從那時起各地紛紛設立家屬支持中心。這次,我們拜訪的是位於隆德的家屬支持中心。


*日照中心露臺,長者可以採擷水果和工作人員一同做派。

工作人員說,家屬支持中心剛開始只針對失智症者的家屬,現在則採取廣義的範圍,包含:長期精神疾病、中風等有需要長期照顧或復健者的家屬、親人、好友、鄰居等有提供照顧或親近的人,被照顧者不限有長照資格者。中心提供面談、電話諮詢、支持團體或資源轉介,並固定辦理大型演講。工作人員提到,對於瑞典來說,「家庭照顧者」仍是新的概念,許多人即使照顧家人也未意識到自己就是所謂的「家庭照顧者」,更不用說照顧自己的身心。因此,讓照顧者體認應對外尋求公共的照顧資源、不要孤立於家庭中,仍是很重要的事。對於家屬支持中心而言,家屬在照顧關係中,該有的角色就是兒女、配偶等家人,提供被照顧者親情、愛與陪伴。照顧工作則應交由長照體系,例如:居家照顧、日照或住宿式機構來提供。如此能避免家屬受困於親情與照顧的負擔中無法自拔,同時較能顧及符合老人利益的照顧安排。在瑞典這個公共服務完善的國家,我們不僅在家屬支持中心,也在參訪的其他長照機構時,不斷聽到這樣的說法。

此外,過去瑞典曾經發放照顧者津貼,以此協助家庭照顧者。不過,後因申請者多數是新移民,且以女性居多,有違瑞典性別平等的信念,因此終止此政策。這是瑞典在照顧領域的性別思考,頗值得台灣借鏡。

 

 

 

日間照顧:是「客人」而不是因失智而需要被照顧的老人

關於瑞典的照顧現場,此次分別參訪了位於斯德哥爾摩、隆德的兩所日照,現場充滿著居家及生活感,與部分台灣的日照並無二致。不過,瑞典並沒有規定照顧人力比,人力的規劃主要與照顧品質有關,而非制式的要求。


*日照中心餐桌就如家中溫馨,也邀請長者一起備餐、製作點心。

參訪的日照之一,有三個單元,每一單元由客餐廳和廚房組成,由3 名照服員照顧10 名老人。照服員說,他們稱被照顧的老人為「客人」,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要讓「客人」喜歡這裡、保持自己的能力。因此,活動安排配合老人的興趣與心情,不強迫老人參與。以散步為例,大部分瑞典老人都喜歡散步,日照每天亦排有散步時間,但並不會要求所有老人一起去散步。有時當天只有二、三個老人有意願,就由一位照服員帶著外出。

 

一旦老人的情況有變化,日照中心會通知家屬、居服員聯絡人(如果老人有使用居照的話)以及市府長照窗口,做後續長照、醫療的安排。即使老人狀況惡化,日照亦不主動要求老人不能再來,而是等待老人的決定,這決定包含了長照管理體系的許多評估,以及對老人自主意願的尊重。

 

 


*照顧環境增加對比色設計,方便失智症長者使用與安全。

 

 

 

 

 

 

 

 

照顧服務員的工作身影:看重照顧者的勞動尊嚴與職涯發展

參訪瑞典老幼照顧的現場,會發現他們十分注重團隊討論。以日照中心來說,照服員每天在老人陸續返家後,固定開會討論上午的照顧情況。照服員說,這是一份需要團隊合作的專業,固定討論讓團隊保持比較好的狀態。中心主任也提到,遇到問題通常採集體商討解決,照服員對工作有相當的自主性。此外,完整的長照體系,讓照服員依自己的興趣在職進修後得以適才適用。


*聚會中心在咖啡餅乾旁提供全市活動月刊,鼓勵長者規劃行程。

 

台灣照服員常被視為3K 工作,對比此次參訪遇到的瑞典照服員似乎不太相同,他/ 她大多提到因自己的興趣而投入工作,且穩定工作六、七年以上,熟稔而樂在照顧工作的態度讓人印象深刻。

「以人為本、互助合作」的公共照顧

如前所述,本次參訪多次聽到以下的說法:失能、失智老人的照顧應交給長照體系,家屬該提供的是愛與陪伴。而這個說法之所以可行在於,或許是瑞典的長照體系,同時看重被照顧的老人、家屬與照顧工作者。因此,老人,即使已失智,仍得以被尊嚴對待;家屬對於親人的長照需求較不焦慮;而照顧成為值得投入的好工作,這一切根基於瑞典平等與合作的社會共識,讓照顧不是一個可挑肥揀瘦的消費品,這或許可讓我們有所反思與借鏡!

讓我們一起面對高齡社會

作者: 
王慧珠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2019 年,我們做了一份有關北區使用者的調查,在抽樣的 5,193 個使用者戶數中發現,其中有75 歲以上長者的家庭比例高達 19%,比起 2015 年的調查成長了 4% 左右,而有 65 歲以上長者的使用者家庭,更高達 40% 左右。這個結果,一方面呼應了台灣近年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但其實也證明了基金會「有長者家庭優先媒合」的策略方針奏效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得知,有將近4成的家庭是兩位以上長者的雙老家庭,而有 3 成的家管員,自覺是被長輩信任甚至依賴的。

由此可知,家事管理員的服務內容,不該再只侷限於房子內的清掃、膳食的美味與否、衣物的洗滌摺整而已,或許應該轉換另一種的心態,期許自己能陪著使用者一起面對老化的過程,讓自己成為一個可靠的幫手。

責無旁貸,基金會配合調查的結果,無論是家管員的職前培訓或在職訓練,都將重新調整我們家事方案的課程內容。例如打掃清潔中,要特別注意到如何防滑止跌、膳食也需配合長輩的身體狀況做調整,即使是洗滌,也可幫忙觀察長輩換洗物件的狀況是否有異常。由於我們多年來研發實驗「老人居家陪伴方案」的經驗,使得家事方案的轉身,有個非常紮實的基礎。

非常感激各位,您多年來的使用,讓我們感受到台灣家庭的需求,以及未來須再努力的方向;而您的捐款,則持續的鼓勵我們勇於嘗試與突破,並賦予家事管理組的督導,及家管姊妹一項新的使命,陪伴使用者自在健康的一起變老。

彼此獨立,才能真正相愛

台灣女性未來又老又窮,北歐「愛理論」能解?

隨著高齡化發展,「如何活得老又活得好?」是社會最焦慮的問題。
老年生活的品質,將是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嚴峻考驗。近來研究發現,阿茲海默症發生風險有 女多於男的性別差異;最近美國也有一項研究調查指出:女性持續就業,年老時記憶力退化較慢。

台灣 2016 年平均壽命男性為 77.3 歲,女性為 83.7 歲。但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 25-29 歲時達顛峰,30 歲之後一路下滑。雖然仍有一部分的女性在職場上努力,但在 45-49 歲之後,勞動參與率再次大幅下降。女性這麼早離開職場,老年生活怎麼辦?台灣 30 歲及 45 歲的女性,為何無法持續工作?

工作對台灣男人和女人的意義

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顯示,30 至 34 歲的女性未能工作最大宗的原因是「照顧未滿 12 歲子女」、再來是「做家事」。這符合一直以來我們所認知的,托育服務對於 30 歲女性留在職場相當重要。

但 45 歲以上到 64 歲的女性未能工作最主 要原因是「做家事」,其次是「家庭經濟許可,不須外出工作」,再來是「需要照顧滿 65 歲年長家屬」。以往我們以為,50 歲左右的女性可能是為了照顧年長者家屬而大量離職,但在統計數字上卻只排名第三。

這讓我們不禁思考,對台灣社會而言,女性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是為了補貼家用?所以「如果家中經濟許可,我就不用工作了」?還是排在「做家事」之後,所以「要把家裡顧好再出去工作」?
彷彿工作、照顧、日常家務,都是彼此分別且排他的選項,還會因為性別而有所不同。實際上,每個人的生命當中都會面臨經濟需求、工作、照顧需求、日常家務。這些是必然且同時存在,但社會普遍對工作的想法卻非如此。

一些台灣男人說:「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為了養得起孩子,要拼命地努力工作。我就是負責努力賺錢就好!」 
一些台灣女人說:「要不是因為家裡收入不夠,我才不要出去外面工作!」
這使台灣人陷入了「全力衝刺工作、所以沒空與家人互動、甚至搞到過勞」;或「面臨工作與家庭生活,雖然不平衡與焦慮,但努力掙扎地當個超人」的邏輯。

尋找一個可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未來

台灣女人從學校畢業後,普遍選擇進入職場;近 30 歲時若決定進入家庭,馬上面臨是否生小孩的抉擇。若決定生養孩子,則必須思考孩子的照顧方式;找不到托育服務,將面對是否繼續工作的抉擇。即使女人能夠維持工作,但孩子生病的照顧、下課後的接送,都需要費心安排。遑論下班後回家,還必須負擔大部分的家務及孩子照顧責任。
當女人好不容易在工作及家庭當中維持平衡,但是到了近 50 歲,若是家裡的經濟需求沒這麼迫切,也許因為家務永遠無人分攤,萬一是家人的健康出現狀況,或工作與家庭兼顧實在太疲憊、薪資又不夠高⋯⋯種種考量下,就是下一個女性選擇退出職場的時刻。

但過早離開職場,會不會讓女性老年面臨極大的經濟壓力?老後必須仰賴配偶或子女,台灣女性會不會變得「又老又窮」?為什麼台灣不能有足夠的制度支持,讓工作與家庭可以平衡?
如果台灣女性可持續兼顧工作與家庭,是否也就能維持與他人的互動,避免自己落入孤立、貧窮的處境?當女性持續穩定就業,是 不是也就減少自己老後的經濟風險和失智風險?

北歐模式的「愛的理論」

也有其他國家,對「工作」與「生活」有不 一樣的理解。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認為,「工作是一個人社會參與的工具」。所以設法在制度設計上,鼓勵人民持續工作,也讓人們可以在工作及家庭、生活、社會參與之間,取得平衡。

當社會將照顧孩子及家人的責任與家務,認定為「女人的事」或個別家庭的責任時,就難以發展出能提供一般家庭基本支持的架構。

要怎麼想辦法照顧老小?要不要工作?變成個人的選擇難題,導致個人對父母、配偶、家庭經濟的依賴更深——孩子的教育必須仰 賴父母資源、女人必須仰賴配偶的收入、父 母年老時必須仰賴子女的協助。

乍看之下,加深了家庭成員間的羈絆,但其 實是迫於現實與生活的結果。長期積累的結 果,反增加成員間的磨擦與怨懟。

安努・帕特寧在分析美國及芬蘭的社會文化之後,提出「北歐式愛的理論」:「唯有彼此獨立對等、每個人自給自足、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愛與友誼。」
基於北歐式愛的理論,應該藉由社會制度,讓每個人掙脫各種傳統的「依賴」形式。孩子不必再因父母的貧窮而陷入劣勢、妻子不必在財務上過度依賴丈夫、年邁者不必再完全依賴子女的照顧。
在這個邏輯下,丹麥發展出「彈性保障」概念(flexicurity),同時加強勞動市場內的彈性與安全保障,一方面強化弱勢族群的就業,另一方面就工作形式、薪資提供更多選擇。
上班族需要轉換工作或面臨資遣,政府會提供有效的職訓及津貼,幫助勞工順利再就業。同時,藉由提供充足的托育服務、休假,鼓勵父親育兒、男性分攤家庭責任,讓年輕父母能享有工作及家庭生活上的平衡。
極端點說,如果一個吸毒者只能清醒兩天,國家也會盡其所能,讓他這兩天可以工作!
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是通用制度,提供全體國民一體適用的醫療、托育、親職假、教育、交通、年金和長照,促使大家有繳稅的動力。
這樣的制度設計,一方面讓人民(尤其是中產階級),擁有最大的自主權;另一方面,讓家人不必因為經濟和照顧上的依賴而綁在一起,反而更能真正關愛彼此。
北歐人的思考是「全面服務」的國家,幫助 個人能真正從傳統家庭、社會的束縛當中獨立。
是時候來思考工作對於女性的新意義,以及 國家制度應扮演的角色了!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 futurecity.cw.com.tw
 

女人有就業權,男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父親

台灣是公托悲情城市?
瑞典觀點—— 女人有就業權,男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父親

靠燒香拜佛籤運好壞的台灣家長們,分享著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中籤的口訣:「3 歲抽分班,4歲靠運氣,5 歲抽附幼」。

這段網路流傳的口訣,告訴家有六歲以下幼兒的父母:3 歲沒有分班抽中機率低,4 歲永遠就是看手氣,直到上小學前的 5 歲,才是進公共幼兒園的最佳契機。今年(2019)5 月下旬正值公幼抽籤,一則斗大的新聞標題「3 歲童保障額取消,北市某附幼 61 人全備取」應證了在沒有分班的情況下,三歲入托完全是夢。

瀏覽網路分享抽公共幼兒園的心得文,中籤者自稱「獲神的眷顧」並分享提高中籤率的教戰守則,備取備到天邊者大發哀嘆及減產的勸世文。台灣不對等公私幼兒園服務比例下,未能幸運中籤者,往往就是面臨勒緊褲帶找昂貴的私幼,或延續女性無法就業、在家自己照顧處境。

台灣女性期盼兼顧工作自我實現與養育子女,盼望一處平價且品質安心的公共服務,為何達成願望的路總是這麼遙遠?而這中間蹉跎的往往是女性職涯發展的可能,也形成母親獨自承擔照顧責 8 任,及父職長年在教養中缺席的情況。

反觀北歐:瑞典以「托育權」改變命運的輪轉

然而,瑞典的家長從未經歷過「抽籤」命運的輪轉。

2019 年 8 月中,筆者有幸參訪瑞典,發現該國採取的是登記制度,有清楚的「等候名單」使市府了解家長的托育需求,也因而能依據登記情況擴增公共托育服務據點。

點進瑞典斯德哥爾摩及哥特堡的市府網站,查看申請幼兒園的頁面,可歸納出幾個重點:
1. 只要滿一歲的幼兒都有權利(is entitled to)進入幼兒園。
2. 家長可在服務需求前 6 個月向市府提出申請,成為排隊系統(queuing system)名單內的一員。 
3. 家長提出申請後的 3-4 個月間,市府必須提供幼兒可入托的確切園所地點。

除了父母須依工作收入繳交一定比例費用,瑞典市府承擔提供托育服務的責任。《瑞典 1975 年起的國家學前教育改革》一文提到,為推動公共托育服務,市府每年需提報「登記入幼兒園的名單」、「使用幼兒園服務的家庭人口統計資料」及「幼兒園的實際收托服務時間」等資料,以觀察實際使用情形,以便改進政策。

例如,發現白領勞工使用公共托育服務人數 高於藍領勞工時,市府會延長托育服務時間,以便滿足有輪班需要的工人階級。

當國家視就業為女性權利,男性才會成 為真正的父親

有別於台灣公共托育服務「弱勢優先」的殘補式思考,瑞典「國家學前教育法」中「托育權」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性別平等」, 強調政府有義務使「男性跟女性享有對等的權利及義務」。其中,包含讓兩性皆享有「經 濟獨立自主」、「平均分攤家務與照顧工作」及「成為實際決策公民」等的權利及義務。

1975 年瑞典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思考托 育制度的設計,解決通常由女性負擔家務及 照顧工作的現象,這也是女性就業的先決條件。這項由國家提供,有品質、可負擔的公共托育,不只納入所有在職父母的子女,展現的家庭生活樣貌,是兩人共擔家計——上班時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工作,下班後共同分攤育兒及家務。

以性平為目標的制度設計,讓國家的公共福利系統共同分攤了原被視為家庭的責任。有公共照顧及另一半的支持時,兩性才有機會平等兼顧工作跟家庭,也更有餘裕共同承擔照顧。

是性別平等的權利,還是自由選擇的陷阱?

反觀台灣,不僅二至六歲幼兒園階段的公共服務量能不足,零至二歲的公共托育更是匱乏。面對公共托育不足、私人品質參差不齊的真實情況,在「運氣」跟「放棄」之間被抉擇,是許多台灣女性真實的處境。
一位女性友人離職回家照顧雙胞胎,四、五年後她對我感嘆,「假若當年沒有離開職場,現在的我可能是一位副總編,甚至總編⋯⋯」
當我們討論公共托育服務供給量應加速提升時,總有人說「6 歲前的托育非義務教育,是家長的自由選擇」。
但,我們真的自由了嗎?

瑞典自 1975 年通過「國家學前教育法」 (National Preschool Act),明確規範市府 有義務提供就業父母托育服務。1970 年到 1998 年,幼兒全日送托的數量從 7 萬 1,000 人增至 72 萬人,增長九倍以上;同時,女性 勞動參與率從 59.3%,增長為 75.4%。

檢視不同國家政策帶來的差異,台灣政府應 該自問:女性辭職回家帶小孩到底是「女性 在育兒跟職業發展間的自由選擇」,還是「政府對育兒家庭支持的匱乏,才導致許多女性被迫的選擇」?

終究,只有當國家不再以品質堪慮的「準」公共濫竽充數,或發放津貼讓家長自行尋找未必可靠的托育服務,而願意承擔積極擴張公共托育服務的責任,確保女性就業權時,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選擇自由。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 futurecity.cw.com.tw

成為父親,從生產開始

準爸爸 Leo 正在幫老婆 Hya 按壓骨盆,幫助她舒緩宮縮帶來的劇烈疼痛。產程進入第五個小時, Leo 在陪產員的指導下,利用韻律球、按壓等外力輔助的方式協助老婆肌肉放鬆。由於選擇水中生產,Leo 陪產到後段,身上只穿泳褲,老婆進入水裡時,他也跟著下水協助。

一場生產派對,三人的華麗轉身

Leo 的陪產經驗,跟大多數的爸爸很不一樣。根據「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生動盟) 2015 年的網路調查結果,男性陪產經驗中 最常提到的是可能是「放音樂、按摩、照相 錄影、買便當、開車、舖墊子、接小孩、剪 臍帶⋯」,但更多的時間是感到「沒事做、 只能發呆、打瞌睡、滑手機」。相較之下, Leo 陪產時忙碌及投入程度不亞於老婆。 Hya 對老公陪產的表現,豎起大拇指:「在我的產程中,他的陪伴這個力量很大,他在陪產員的指導下,突然變得好靈活,而且知道我需要什麼。」

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生動盟點出了其中 的關鍵,由於缺乏陪產教育,產房人員也無暇提供準備與引導,陪產者常處於無聊、 無助與無奈的狀況,甚至嚇到驚訝、發抖。Hya 跟 Leo 在產科醫生的引介下,認識了溫柔生產的團隊。溫柔生產尊重媽媽的自主權,也強調爸爸在生產過程中是個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產前兩人一起上了生產課,生產課中爸爸學習到自己在產程中應該做些什麼來支持老婆。

這個課顯然沒有白上,Leo 說明小孩如何從產道滑出來時,不但手勢豐富且表情生動:「寶寶出來的動作都很漂亮,是順時針滑出,我們叫它『華麗的轉身』,因為寶寶不是直 直的出來,他出來時頭是有個角度的,遇到 骨盆,先朝下,然後轉一個圈,出來,他的 面會朝上,這樣才能呼吸。」與其說是寶寶 一個華麗的轉身來到這個世界,更像 Leo 跟 Hya 的華麗轉身「一起」成為父母了。

生產 Together,育兒 Together

談起男性參與育兒,會浮現各種議題:家務 分工、家庭照顧假、育嬰假、工作家庭平衡,而這當中「生產」佔的篇幅顯得非常小,甚 至鮮少有人提起。因為孩子畢竟在媽媽的肚子裡,「生產」,男性要怎麼參與呢?因此 許多男性,面對爸爸這個身分,第一個感覺 往往是不真實。沒有子宮,在懷孕生產的苦

痛體驗中注定缺席;無法泌乳,哺育下一代 還是得由媽媽先來。面對新生命,男性要對 孩子的哭聲產生感覺,對孩子的需求有敏感 度,似乎需要更多時間去建立連結,這段時間差,讓男性最終落得一個「豬隊友」的惡名。

但準媽媽 Hya 回憶孩子滑出產道的那個魔幻時刻,先生 Leo 帶來很大的力量。醫生 當時將準爸爸叫到產道那一頭,一起準備迎 接寶寶出來。原本戴著手套準備要接寶寶的 Leo,聽老婆痛得呼天搶地,突然覺得他現 在應該站到老婆身邊。

Hya 說:「我看到我先生把手套拆掉,走回 到我旁邊時,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溫暖 的,當時宮縮其實已經快結束了,但我還是 用力推,我先生抓著我的手幫我加油打氣的 時候,小孩終於生出來了。我後來就覺得要 不是他回到我身邊,我可能還要再重複個好 幾次宮縮。」

Leo 打破了豬隊友定律,他的陪產經歷讓他 產生了「跟老婆,同時間一起生出小孩」的 感受,這讓他快速地進入爸爸模式,也直接 影響了他們後來的育兒狀況。他們在坐月子 期間一起學習各種照顧技巧,兩週後餵奶、 換尿布那些都會了,等坐完月子,洗澡什麼 的兩人也都上手了。產後 Hya 請了一年的育 嬰假,成為寶寶的主要照顧者,儘管如此, Leo 依然能接手所有孩子的照顧工作。他們 在手機下載可以兩人連線的 app,紀錄寶寶 的作息,Leo 下班後無縫接軌的照顧寶寶。 對寶寶而言,爸爸媽媽一樣好,兩個他都黏。

如果你問:「下班後有沒有分擔照顧寶寶的工作?」聰明的現代爸爸會回答:「一定要的,媽媽也需要休息。」這是標準的政治正確答案;而 Leo 的答案是:「媽媽需要休息 以外,爸爸我自己也想要找他嘛,基本上我會希望我來哄他睡覺,因為這是我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個跟他相處的時間。」前者是一份責任與義務,後者是爭取照顧孩子的權利。對 Leo 來說,在生產時支持太太、照顧孩子的心理狀態是一直持續到現在的。

關於「母性」這個世界上有成千上萬個討論, 11 但「父性」這個詞彙卻鮮少被提及。Leo 與Hya 的溫柔生產經驗,似乎也證明,只要給予足夠的支持,男性同樣可以在生產中與孩子產生連結,激發出父性,並一路延續到接下來的育兒。網路社群上充斥著豬隊友的罵聲,是許多媽媽們共同的怒吼,但其實爸爸 們可以平反一下,豬隊友更像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下的結果,如果父親參與育兒,是這個世代女性共同的願望,也是這個世代男性共同的壓力,那麼必須思考的是,從生育的最源頭,我們是否應該給予男性參與生產,同步成為父親的機會。

 

本文照片由 Leo 及 Hya 提供
 

 

監視器之後性別友善托育的下一步

回顧 2019 年,托育事故頻傳是許多家長的痛,而這不僅事關幼兒安全。當保母、托嬰等家庭外托育安全風聲鶴唳,直接影響家長送托意願,承受壓力最多的其實還是育兒的女性,應否送托,或有些媽媽甚至擔心到中斷職場工作、回家育兒。

其次,當管制加嚴,如欠缺配套,直接衝擊是托育機構內的托育人員。以現況來說,女性佔托育人員超過九成以上,她們的處境或其他勞動條件是否受到壓抑或侵蝕?托育機構發生的事,到現在還是不折不扣的性別議題。從性別的觀點審視托育現場的諸多現象,2019 年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事件?

立法院修正兒權法,以回應家長對托育安全的呼求

2019 年從大年初一開始,連著數起社會矚目的托育傷害或不當對待事件,不僅讓家長 人人自危,更使社會整體對於托育人員、托育機構的信任感掉到谷底。對托育安全的不安,如同野火燎原。為回應社會的需求,立法院非常迅速的在 2019 年 3 月 29 日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 簡稱「兒少權法」)修正案,其中與托育事 故預防相關的有:

修正第 13 條,要求定期針對六歲以下兒童亡原因進行回溯分析,希望能從過去經驗中找到有效預防事故發生的策略。
新增第 77-1 條,規定托嬰中心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以期當事故發生時,有助於了解事發經過,並釐清責任歸屬。
修正第 81 條,增訂第六項,針對將聘僱的托育人員進行事前資格審查,並淘汰不適任工作人員。
修正第 97 條,將罰鍰上限提高,以期達到嚇阻作用。

修法通過後,媒體肯定上述的修法是給予幼兒更周全保護。但同時,爭議多時的托嬰中心全面加裝監視器也正式入法。
很遺憾的是,兒少權法修正通過後的第三天,4 月 1 日下午,台北市內湖區的托嬰中心又發生因托育人員不當照顧,導致托兒叡叡窒息的不幸事件。該托嬰中心原先就有裝設監視器,社會局調閱相關影像後發現,施虐的不只一名托育人員,甚至連主管也知情。最後園方被勒令停業一年,並裁罰 30 萬元罰鍰。

監視器的存在,仍無法有效嚇阻不當對 待事件發生

到底托嬰中心的監視器,有無預防托育事故的功能?關於監視器與犯罪防制的關係, 2015 年台北市警察局委託中央警察大學「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運用於犯罪偵防效能 之研究」總結報告中,分析了台北市街頭大 量裝設監視器前(2008-2009 年)與事後 (2011-2012 年)竊盜案發生的情況。
報告顯示,犯罪熱區無明顯差異。分析數據指出,竊盜案件量下降,但其他各類型犯罪也都下降,依此推論監視器帶來的安全效益 並不顯著。亦即,在犯罪預防上,監視器的效用有限。這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過去許多研究大多有類似結論。
因此,強制要求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的規定,或許可以帶來短暫的嚇阻作用,但同時也必須承認,此舉長期的效果仍有待確認,甚至可能如同街頭巷尾的監視器一般無效。

 

正視照顧市場化下,托育人員長期被不當對待的處境

2019 年 5 月 1 日叡叡媽媽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發起「改善台灣托育條件包括保姆勞動環境改善以及降低托嬰師生比」的提案,只花了一天的時間,便獲得 6,000 多名的附議,通過提案。提案內容明確指出「改善托育環境,才是最根本能降低再次發生悲劇的可能性」。此提案說出政府不敢面對托育安全的真相,托育人員的勞動處境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究竟台灣的托育人員的勞動條件有多差?根據 2017 年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針對托育人員勞動狀況調查發現,台灣托育人員的血汗勞動處境有「三高」(高勞動、高情緒、高流動率)與「三低」(薪資低、福利低、保障低)的現象。造成勞動條件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或許還是與台灣托育服務嚴重「市場化」有關。

許多以營利為導向的托育機構,經營者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違法超收托兒、刻意壓低托育人員薪資等狀況時有所聞,再加上托育工作本身即為高情緒、高體力勞動、高工時的工作,多重不利條件也使現場人員流動率居 高不下。此外,繁瑣的表單可能排擠照顧孩子的時間、機構老闆為營利而違法超收、超長工時與不對等的超低薪資,甚至可能被迫照單全收(恐龍)家長提出的過多、不合理的要求等,這些都是監視器無法拍到的。但是,卻足以使托育人員無法專注於工作,而提高托育風險。

公共化服務,才能讓孩子、家長與托育 人員三方共好

根據實務經驗,托育服務品質相當程度取 決於現場托育人員的狀況,因此在關注孩 子是否有受到妥善照顧時,也應該同步關注托育人員是否有好好被對待。如何改善托育人員的處境與勞動條件,有學者認為,唯有支持增加公共化托育服務,翻轉台灣過去營利導向的模式,才有機會改變長期扭曲的勞動條件。

2018 年行政院發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擴大公共化托育服務為目標,同時改善托育人員勞動條件,並以此作為提升嬰 幼兒照顧品質的策略。托育人員勞動條件的問題,正式成為國家政策關注的重點,是否能因國家資源的挹注有所改善,仍有待觀察。

只是對許多家長來說,即便監視器入法後,可能仍無法真正放心。我們的社會必須正視照顧商品化的問題,平等的托育關係才較可能促成,進而讓好的托育人員留任。而安全、友善的托育關係方能有助於減輕育兒女性的托育重擔,不必苦於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 但目前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待努力!

本文原刊載於網氏 / 罔市女性電子報 bongchhi.frontier.org.tw

長輩需要的是陪伴!

怕阿嬤沒地方上廁所 暖心小七店長變「托老所所長」

台中豐原瑞安街上的三角窗有一間「小七」,店長有長照經驗。當遇上對面剛成立的長青學堂, 他如何利用自己的專長,讓學堂成為社區的客廳,落實同村共養?

台中豐原瑞安街上的三角窗,有一間 7-Eleven。超商右邊的馬路通往百年老校瑞穗國小,另一邊則是舊台中縣長官邸改成的 「長青元氣學堂」。「長青元氣學堂」是台中市政府委託彭婉如基金會承辦的實驗方 案,陪伴照顧有輕微失智傾向的長者,讓長者在這裡上課、交朋友,重建社會關係。

超商是 20 年老店,店長林景斌戲稱自己原本是「托兒所園長」,讓小學生放學後能暫時在店裡停留等家長;兩年前元氣學堂進駐後,就變成「托老所所長」。
「學堂開幕沒多久,我就發現有個阿嬤,每天一大早就等在學堂門口。原來是家人很早就要上班,只能先把阿嬤帶過來等開門。夏天外面實在太熱,而且阿嬤萬一尿急沒地方上廁所,就請她進來坐著等」林景斌描述與學堂的第一次接觸。

 

台灣的便利商店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除了販賣商品,也是年輕人的飲料吧、上班族的行動咖啡館、鄰里的包裹代收站、孩子的兒童閱覽室。但對豐原長青元氣學堂來說,這間「小七」是指路人,為它建立起在地的連結。

從此之後,學堂與小七逐漸建立定點接人的默契。曾受照顧服務員訓練、在安養中心實習,也曾是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失智症家屬的林景斌,也順理成章被邀請擔任學堂「社區自治委員會」的委員。

 

 

豐原人在想什麼,在地代表最知道

 

「社區自治委員會」是長青元氣學堂的重要的機制。委員會每半年開一次,由學堂代表、衛生所醫師、警察派出所所長、當地里長、瑞穗國小主任、失智症物理治療學者、家屬代表,以及超商店長共同組成。

在這個多元的委員會中,元氣學堂報告營運狀況與遭遇的困難,委員會成員從不同視角提出想法與意見,形成共識。而這兩年,委員會最常討論的問題就是如何行銷學堂,讓社區正確地認識「它」。

「附近的人將這裡當作養老院,而大眾對養老院的想法,是老、病、需坐輪椅讓人服侍等刻板印象」,林景斌道出附近居民對學堂的想像:陌生、害怕、嫌惡,總之就是不想靠近。

一語驚醒夢中人。家屬代表建議學堂,可帶著長輩把自已做的芒果冰、香包拿去擺攤,至少要打開大門,跟社區民眾接觸。

從沒有擺攤做過生意的學堂工作人員,畏畏縮縮地把攤子排在自家門前,站在對面的林景斌看不下去,衝過馬路為工作人員上了一 堂「擺攤技巧教學」。在他的指導下,工作人員把攤位往外推,還製作了宣傳標語及海報,長輩們也有模有樣開始叫賣起來。

氣氛一對,對面瑞穗國小的小朋友下課後,果然聚集過來了,「我們想的不一樣,這裡的阿公阿嬤是健康的耶!」這個策略果然奏效,小朋友對學堂的刻板印象,被掃除了一半。

老人家的生活所在,社區大家庭的客廳

有了成功的接觸經驗,學堂開始邀請社區民眾使用官邸的場地。首先鎖定的,是學堂草皮上兩棵老欉芒果樹。芒果樹每年盛夏結實累累的,社區人人皆知,還常有好奇民眾翻牆摘取。學堂索性打開大門,邀請家長帶孩子一起來打芒果,做芒果青、芒果冰。

暑假則加辦老幼共學夏令營。夏令營獲得滿堂彩,老人家跟小朋友像是擁有相似靈魂的個體,互動得非常好;阿公阿嬤教孩子挑菜,孩子會牽著阿公阿嬤去上廁所,在外面守著 等他們出來。
小朋友說:「我不知道裡面是這樣耶,跟我們想的不一樣,而且阿公阿嬤很好玩,可以跟我們一起玩,一起跳舞。」夏令營的最後一天,小朋友抱著阿公大哭,之後經過學堂就會想進來看阿公阿嬤。學堂一點一滴地紮進社區,生了根。

 

長輩最需要的照顧,是社區的陪伴

隔著馬路看學堂長輩每天進進出出,林景斌 說:「我在這裡,看到的是陪伴。」

學堂長輩的一番話,也印證了他的觀察:「我在家裡多想跟孫子聊聊天,但沒有人會來跟我講話。來這真是享受,有事情做,有朋友可以交,還有好吃的食物。」
其實,台灣戰後嬰兒潮的長者有強烈的共通性:年輕時,重心在工作跟養兒育女,不知 何謂興趣、娛樂;隨著年紀變長與職業生涯結束,伴隨工作而來的職業頭銜、人脈、能力,也跟著消逝。甚至因為長期缺乏互動刺激,逐漸失去與人溝通的能力,生活網絡縮 小到只剩一間斗室。

那種無法言說的深沉無用感,就是「社會排除」。

長照政策對老人生活的想像,決定你我 40 年後的老年生活

我們對長照的想像是什麼呢?可能是一個建築物、一群長輩,以及照顧人員的組合,但這與長輩原本的生活情境並無二致。

學堂的經營團隊彭婉如基金會,對學堂的想像並不是「在一棟建築物裡照顧 20 幾個長輩」,而是期待成為社區的一份子,讓「照顧長者」成為社區的共同關心的事。經過一番落地磨合,學堂是「老人家生活的所在」、「社區大家庭的客廳」的圖像,逐漸明確。

學堂將主建築旁的一個平房,開放給社區民眾多元運用,除了一周兩天共餐服務,也開辦肌力班與各種講座活動。

為招收肌力班學生,委員會中的衛生所駐點醫師建議,學堂應該主動出擊外展服務民眾,於是便有了「元氣列車」:元氣列車到社區 不同的定點做檢測,篩檢出衰弱期及輕度失能失智症的長者,並提供預防及延緩的衛教與課程,希望維持長輩的健康與生活自立。

其實,長照可以是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伸出自己的觸角,與外面的社區建立連結。這些連結常常在預料之外,可能是對面熱心公益的便利商店的店長,可能是擔心長輩走失、每天幫忙看頭看尾的早餐店老闆娘,更可能 是願意釋出時間資源、讓長輩體驗不老消防員的消防隊隊長。

當這些觸角交織出綿密的生活照顧網,共同關心、照顧長者時,長者就能重回人們的視線,融合於社區之中。我們時時覆誦的西方諺語「同村共養」,就成為長輩真實生活的一部分。
當長照在台灣被視為前 / 錢途看好的「產業」 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當長照政策制度在經費來源、照顧人力、及服務內容級數之間來回理性計算之餘,對於這一群老人生活的想像是什麼?這套制度,決定的也是你我 40 年後的老年生活。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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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育兒好驚奇!

 

「哇!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2019 年我們走訪北歐,參觀瑞典、丹麥的幼兒照顧時,最常發出的讚嘆與好奇。
現在,讓我們帶大家一探北歐育兒好驚奇!

 

驚奇1  爸爸推推車是另類的街頭時尚!

在台灣,孩子多半跟媽媽黏在一起,但北歐不一樣,街上隨處可見爸爸推著娃娃車,甚至已成為一種街頭時尚!
除此之外,幼兒園也有男性教保人員的身影,公共親子空間也有不少爸爸現身。在瑞典隆德的開放育兒園Kulan(類似台灣的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讓人們「相遇」是這個空間存在的目的,其中最熱門的活動就是唱歌時間了!我們在這兒遇見一位育嬰假爸爸,他帶著11 個月大兒子來唱歌,起初孩子因為進入陌生的環境而哭泣,在爸爸細心安撫下,不一會兒就被工作人員生動活潑的歌唱吸引,融入眾人圍圈的活動。其實瑞典爸爸們的育兒,是政府推動各項性別平等政策的成果,負責人說:「以前可能14 天才出現一位爸爸,現在一個下午就有9 位爸爸。」
照顧無關乎性別,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看見需求並給予適切的照顧。


*圖片來源:王舒芸(影像經當事人同意公開)


*圖片來源:王舒芸(影像經當事人同意公開)

驚奇2  安內母湯啦!讓孩子睡在零下十度的戶外?

在哥本哈根的幼兒園,眼尖的我們發現室外一台台滿是斑駁的推車,原本以為只是隨意擺設,沒想到竟然是孩子們的睡床。沒錯,除非低於零下十度,否則不論晴雨,老師都會讓孩子睡在戶外。
於戶外午睡的文化源於1920 年代肺結核大流行,當時為了避免感染,讓孩子睡在空氣流通的室外反而安全。無心插柳照顧出一群身強體健的維京寶寶,而這樣的做法沿續至今。

驚奇3  這樣的遊樂場會不會太簡陋、太危險!?
 

看著一大片「原始森林」,沒有豪華遊教具,也沒有鋪設軟墊,不禁讓人好奇:「這是孩子玩耍的空間嗎?」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幼兒園位於森林環繞的社區,沙坑、少數人造遊具融入大自然,孩子攀爬的是樹幹、玩的是地上的泥沙。

另一間丹麥的幼兒園更驚奇,樹叢後有一大片石磚牆,每階磚塊的高度對成年人來說需要費一番功夫攀爬。這裡是孩子最喜歡爬上爬下的地方,卻沒有任何防護措施。老師說:「你們看到的一切,都是孩子的遊樂場。」

 

北歐培養孩子區辨危險的能力,而非禁止接觸危險,他們相信孩子會玩出自己的能力,不怕挑戰、懂得評估風險,即便跌傷,就再站起來。如果只給他們安全無虞的環境,卻沒有教會孩子們避免危險的能力,等於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機會。
種種的吃驚讓我們觀察到,北歐的育兒哲學始於對孩子的尊重,一旦信任孩子的能力,我們需要給予的只是愛與陪伴,及營造適合孩子自主探索的環境。孩子的誕生成為人與他人、自然連結的起點,讓我們用平等與關愛的互動陪伴串起每個點,交織成關照彼此、共同照顧的社會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