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經驗，台灣轉化」新書發表會

只有婦女現象，沒有婦女問題？

1982年我加入婦女運動，1993年女性學學會成立，台灣婦女運動開始蓬勃發展，但我也開始思考下一步要走到哪裡。1995年我接了第二任的女學會理事長，立基在政府公布的、保守資料之上，推出了婦女處境白皮書，詳實呈現女性各個面向。這本書徹底推翻了既往社會一貫認定的「只有婦女現象，沒有婦女問題」的說法。而到1997我擔任《女性、國家、照顧工作》一書的召集人，在被交代寫作此書結論「讓國家做人民的照顧者」時，我卻寫不出來。於是我走了一趟北歐，沒想到，眼見為信。關鍵不在北歐的照顧政策，即使北歐照顧舉世聞名；真正讓我驚豔、信服的，是北歐「政策設計」的機制，以致北歐各國各種政策，不論教育、福利、勞動、家庭與人口、環保與生態等等政策，都能臻於良善、務實。這徹底說服了我，回國後也就順利寫出「讓國家做人民的照顧者」這篇結論。

立意良善的公共政策如何設計得務實可行？

民主決策機制要如何運作？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民主審議、或者公民參與，其實與北歐的做法有點不同，後者叫做民主組合主義，「組合」是指每個議題都需要找到相關的各方代表，將問題攤開大家一起談清楚。這是一種理性的決策，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可兼顧多方觀點、並納入情感面的表達溝通。

一道台灣人集體合作的公民數學題

大家常有的疑問是「北歐的理想在台灣有什麼可以深根茁壯的空間？」其實今日台灣人民已經很清楚了，不管照顧小孩、老人，你有辦法自己處理嗎？問題已經嚴峻到需要集體解決了，雖然大家紛紛向政府施壓，但政府做不出來啊。 究竟北歐的訣竅在哪裡？在於他們把制度的設計，納入社會相關各方來一起開誠布公地討論，於取得共識的過程找到「利他」和「利己」的重疊面。台灣若欲仿效，便需要讓慣於算計的台灣人解出「利己＝利他」這道等式，找出或創造利己和利他的重疊面，讓人們在這個重疊面上同時實現利己與利他，因而樂此不疲。

回到家庭，面對高齡化的照顧選擇

如康健曾報導的新孝道運動所提及，當社區大廈的管理員看到我的年邁爸爸自己採購生活用品、自己提米回家，便語帶譴責指責我不孝，我也一直在想，我怎麼忍心。但我想，我們總想盡力給孩子好的，因而做為父母的我們能夠有所堅持。我們對待年老的父母也應該一樣有所堅持。我和家人討論過後，一致認為在父親還有力氣的時候，家事就要讓他做，東西要讓他拿，因為如果我們都幫他做了，原本肌力就會逐漸退化。我們請了婉如的家事管理員一周到父母家中一個上午，幫他們做他們做不來的粗重工作，如此十多年來就省去了讓他們24小時和外勞綁在一起，每個月至少兩萬多塊的負擔。 父親每天過得活潑自在，直到近九十三歲有天就在睡夢中離去。我第一時間居然有些自責，懷疑自己若多幫他抬米、拿重物，讓他得到無微不至的照料，或許他現在還活在人間。但我自問，「好用的健保+便宜的外勞+傳統的孝道」，可能讓父親活到一百歲，但卻無疑會提早失能、臥床，得到的是沒有品質和尊嚴的長壽，這會是父親、母親和我們做子女的想要的嗎？ 別說女人，很多男人也不願意跟著你做復健運動，因此讓他們從打理好自己生活起居做起顯得更重要。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以致大家都是請外勞在幫我們盡孝道，這個現象的另一個面向，是年金、社會保險、醫療制度，都會相繼被拖垮。這也就是為什麼太陽花世代年輕人，發現未來面對的都會是負債。我們如果不能現在就一起來面對每家每戶共同存在的養老問題，並朝著讓老人過得有尊嚴有品質的目標，我們也很快會拖垮下一代的未來。北歐國家追求「臨終前僅臥床兩周」，我二十年前去北歐學習這樣的照顧方式，我父親驗證了這是真的做得到的。而健康、能夠生活自理的老人越佔多數，我們就更能集中國家資源去協助照顧中、重度失能老人和失智症者、帕金森氏症者，讓我們的子女生命中不會只剩下沉重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