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婉如照顧網 2019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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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天堂」瑞典的四個發現: 當失去自行進食能力,就是該讓長輩平靜離開的時候

作者: 
王百芳(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王品(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瑞典有許多標籤:是令人心嚮往之的福利國老人天堂,也是讓人望之卻步的高稅收國家。

近十年,筆者兩度到瑞典參訪斯德哥爾摩、延雪平、隆德三個城市的公共長照服務設施。踏入瑞典老人活動場所,觀察他們的生活樣貌會發現:瑞典社會對老年生活的思維,大大顛覆了我們對「老」的既定想像。這,才是包裹在社會福利制度之內,支撐著這個老人天堂的核心。

 

 

旅程中,我們有四個發現:

最大的體現,就是「不與子女同住」的文化,但他們活得並不如我們想像的孤單。

在延雪平市的老人公寓裡,我們訪問到一位移民瑞典的日本老太太。瑞典丈夫過世之後,她因無法獨自整理有庭院的房子,而將房子賣掉。她並沒有選擇搬去跟女兒住,而是改買一戶空間無障礙的老人公寓,延續自己安排生活的習慣。

這裏有她的朋友與社交活動,她覺得很自在。

瑞典老人希望誰照顧他們呢?不是家人,而是政府。

我們訪問到一位做居家照顧員的中年女性。她92歲的媽媽,20年前開始需要照顧;即便女兒的工作就是居家照顧員,也是請市政府派居家照顧員。

問她為什麼不自己照顧媽媽?她說,使用政府的服務,她才能跟媽媽愉快相處,而不會被沉重的照顧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反而將親情磨損殆盡。

然而,不住在一起或親自照顧,並沒有使瑞典的家庭關係變得疏離,相對於被孝道綑綁的亞洲家庭,瑞典人更重視家人相處的「質」,而非朝夕見面的「量」。

筆者在三個城市看到許多因應高齡社會的設施:從「老人聚會中心」「老人(無障礙)住宅」「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到「特殊老人住宅」(台灣俗稱的養護中心),一路從健康的老人看到生病的老人,都很少看到臥床者。即使是需要看護的老人,若健康情況許可,仍會推著助行小推車行走,或坐在輪椅上自己划行。儘管這個現象早已透過媒體報導得知,但親眼看到時,仍然很震撼。

瑞典老人臥床率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首先,是避免老人「被加速退化」。瑞典的照顧理念與輔具發展,都是朝向「幫助老人發揮他還有的能力」而設計,例如只要老人的雙手還有力氣,就會裝設讓他可以用手使力,幫助自己移動身體的輔具。這種作法令老人有尊嚴、有自主性,不會使他們覺得自己無用。

其次,就是「不過度醫療化」。我們參訪全球知名的瑞典皇后所開辦的失智症老人研究暨照顧中心時,就講到這個觀念。

護士出身的失智症教育中心主任問我們:「當人失去吞嚥能力時,你會怎麼做?」

在台灣、日本等東亞儒家文化的國家,會選擇做胃造口或裝鼻胃管強迫餵食,為高齡者延命。但瑞典人的生死觀是「不過度以醫療延命,讓人有尊嚴地生活」,因此,當病人無法自己進食,就是該讓生命依照自然的法則離開的時候。

另一個原因是,用管路強迫進食,很容易因胃食道逆流,導致異物進入氣管而演變成吸入性肺炎,最後只好用靜脈注射來補充營養,變成活不好也死不了的痛苦無限輪迴。

在瑞典人眼中,這種延命無疑是另一種虐待。因此強烈質疑:這樣做,是為了病人,還是家屬呢?

2007年,日本醫生宮本顯二與宮本禮子,為找出歐美國家臥床率遠低於日本的原因,親自到瑞典找答案,寫出《不在病床上說再見》一書。

他們在書中文中提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數據:儘管日本拼命以醫療方式延命,平均壽命也不過比瑞典老人多了2.6歲。這個事實,帶出我們觀察到的第三個現象。

先看幾個統計數據:

2016年,台灣女性「健康平均餘命」是73.8歲,男性是68.7歲。瑞典女性則是73.3歲,比台灣低了0.5歲;但瑞典男性則是73.0歲,比台灣高了4.3歲,更比歐盟國平均值63.5歲高出9.5歲,是世界級的優等生。

更漂亮的數字來了。瑞典衛福部統計,男性第一次中風的常見年齡,從90年代的75歲延遲到81歲,遠優於世界各國。

但為了因應更嚴峻的挑戰──推估2050年,瑞典人平均餘命會再增加2.6歲──政府與整個社會都已經動員起來,要讓延長的這2.6歲成為「健康餘命」。

反觀台灣,2015年全球疾病負擔評比結果顯示,台灣的關鍵慢性病,包括腎臟病、糖尿病、中風,防治遠不及格。雖有傲視全球的健保大數據,卻並無統計男女第一次中風的年齡,因此也沒有發展出有效的預防對策。

如果你是一個精打細算的政府,看完這組數字應該要想到:台灣人長壽但高失能、高失智,健保與長照財務都很危險。

許多人對福利大國的印象是「繳稅不手軟,撒錢也不手軟」,但長期生活在瑞典的觀察家吳媛媛指出,事實上,瑞典人非常精打細算;只有精算過有效的政策,才會投入預算不手軟。

瑞典政府投入很多預算,來促進國民健康與壓縮失能,這會省非常多錢。說到底,做長照,其實就是在算錢,而健康的人民,最省錢!

值得留意的是,瑞典的各式福利均以稅收作為財源,並未開辦社會保險(例如德、日等國開辦的「長照保險」)。整個社會養成量力(財力)而為、不可透支(債留子孫)的觀念,體認「天下沒有免費、也沒有保證吃多少」的午餐,自然就不會設計出「養不起的老人天堂」。

 

再忙也要喝咖啡!fika文化為何使人長壽又健康?

 

從健康、飲食到社交活動,都能看到瑞典政府在背後推動的痕跡。走在瑞典街頭會強烈感受到,這個城市在打造時,沒有遺漏老人與小孩的需求。

做好無障礙設施只是基本,道路高低落差、公車停靠方式、超市置物架的高度設計,都將老人與小孩的不方便考慮進去了。所以到處都可以看到推著「助行小推車」的老人、推著嬰兒推車的父母,以及不良於行的障礙者去散步、去圖書館、去餐廳、去超市。對照之下,上述這些人在台灣會因為外出非常不便,因此都快在街頭消失了。

除了道路設計,瑞典的交通接送服務也做得很完善。

來老人聚會中心的,都是生活可自理的老人。他們在家可能需要居家服務,但仍會安拄著拐杖或推著助行小推車來中心聚會,政府也提供免費交通服務讓他們方便過來。

國家自然公園的交通非常便利,無論是政府規劃的自然公車路線,或一般公車、火車,都能方便到達。

「自在地外出散步」對長者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助益,做好基礎建設就能促進國人健康,絕對是一石二鳥的划算投資。

 

注重社群連結的文化

除了基礎建設做得好,瑞典的生活文化本身就有益健康。大部分人到瑞典學到的第一個瑞典文,就是「fika」。

fika的意思就像著名廣告詞:再忙,也要跟你來杯咖啡。「坐下來喝杯咖啡」的意義不只是一杯咖啡,而是「一起喝咖啡,把心慢下來」的文化。相較於台灣人「愛拚才會贏」,在忙碌中適時喘息一下的fika文化,對個人、社會的身心健康都比較好。

老後,要自己住或與子女同住?要關在家裡還是出去走走?生病了找誰照顧?要好死或是賴活?希望政府做什麼,又願意為這個「希望」付出多少錢?

其實,這一連串決定組成瑞典人的選擇,代表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對老死的看法,也影響了政府的政策思維、責任內涵與用錢哲學,最後成就了這個老人天堂。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https://futurecity.cw.com.tw/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以持續就業翻轉老年:一個老化社會的提案

作者: 
尤敏‧馬告(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林綠紅(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副執行長)

 

「你想幾歲退休呢?」,去年(2020年)10月某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們受北投社區大學的邀請於公民週分享老幼照顧有關的議題,這晚的主題是「瑞典經驗的台灣轉化,自在老化的社會行動!」,教室內坐滿了關心人口老化議題的學員。在看似個人選擇的一道提問後,開啟對老化的社會意涵討論與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對老年的想像正迅速翻轉

台灣於2018年成為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從7%成長到14%的過程長達25年,然而到達65歲老年以上人口佔20%的超高齡社會,竟只花7年,老化速度可謂超英趕美,全球數一數二。內政部緊接著在2020年宣布,自實行戶口統計近70年以來,該年首度因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出現黃金交叉,迎來人口負成長。當人口紅利消失、社會結構持續老化,期待60歲退休、享受成群子女同住奉養,對現代的中高齡者恐怕是不切實際的期望。許多六十歲世代的人便常自我解嘲是奉養父母的最後一代,他們雖深知如此,但也不盡然全無盼望。中高齡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化與老年,在台灣是剛剛開始的議題。

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概念,意指「協助高齡族群滿足安全、健康與社會參與的過程」。歐盟同年提出「活躍老化指數」(AAI,Active Aging Index),將活躍老化定義為,「高齡者能持續參與正式勞動市場,以及參與其他非有給的生產性活動(諸如對家庭成員提供照顧服務與各領域的志願服務等)之狀態」,並發展了「就業」、「社會參與」、「獨立、健康與安全生活」以及「有利於活躍老化之環境」四大指標,以檢視各國活躍老化的達成程度。

「活躍老化」與我們倡議的「自在老、輕鬆顧」,在諸多面向有異曲同工之處,相較之下,「自在老、輕鬆顧」更側重「持續就業」與「社會參與」關連,更甚者經過職務重新設計或友善高齡的就業安排,讓工作成為社會參與的管道之一。

 

老了還要持續工作,是命苦還是有福氣?

「退休養老、含飴弄孫」是翻轉老年第一個需要克服的觀念,與中高齡聽眾互動時我們常問,「你覺得年紀很大還在工作是苦命還是好命?」一般人多認為年老還需要工作苦多於樂,但也有人回應,「身體健康才能繼續工作。」去年12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上路,立法意旨之一即是促進高齡者再就業。參照鄰近國家日本的經驗,高齡者再就業對高齡化的國家來說,與其說是為了勞動參與,更重要的意涵是社會參與。

目前婉如社區照顧福利服務互助系統的提供者也逐漸面臨了與台灣人口類似的挑戰,以臺北為例,人數最多但平均年齡最大,亦逐漸面臨人口偏高、年輕人招募不易的問題。不少姊妹在互助系統持續就業多年,孩子大了、經濟壓力也不再沈重。有些人選擇退休,也有許多人仍樂在工作中。

熟齡工作不只保障收入,還是持續社會參與、預防老化的鑰匙

為了讓姊妹們不僅看到工作為自己創造收入的「利己」層面,也看到勞動,特別是透過互助系統相互協力解決社會問題的「利他」層面,從去年起,婉如基金會開始在提供者的在職訓練中傳遞「持續就業作為社會參與、預防老化」的概念,我們在在職訓練中,首次拋出「持續就業」的公共參與意義與「自在老、輕鬆顧」的連結。

探訪持續就業的姊妹們發現,「工作有意義、有成就感」幾乎是共同的心聲。「以前工作是為家人、現在是為自己」、「使用者都很尊重我,配合久了就像家人,不去服務總覺得怪怪的」、「服務的長輩很期待我每週固定去探望他們、幫忙打理環境,看長輩開心我也很有成就感!」工作不再只是工作,還有人際互動、姊妹情誼,因此即使年紀漸長勞動亦不以為苦。同儕間「活到老、動到老」的相互激勵,搭配工作時數與內容的調整,都能達到持續就業的目標。

以「持續就業」為核心,創造「自在老,輕鬆顧」的正向循環

婉如社區照顧福利服務互助系統的核心價值之一是「像家人一樣的互助」,除了鼓勵年紀漸長的提供者持續就業,發揮社會參與的功能延緩老化的「自在老」;對健康或亞健康的高齡者提供適度的支持服務,延緩失能、在地老化,達到「輕鬆顧」的目標。提供者與使用者像家人一樣互助、彼此支持。這其中,當然包含許多友善中高齡女性就業者的工作設計與嘗試。

工作與退休,隨著人口老化社會來到,兩者界線不再一清二楚。在北投社大公民週的分享中,我們分享以「持續就業」為核心,創造「自在老,輕鬆顧」的正向循環的可能性。不意外地,接收到許多回饋是女性因照顧老小離職、職場遇到高齡歧視、中高齡二度就業不易等情況,在在都挑戰「持續就業」,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友善高齡就業的環境!

 

您想幾歲退休?根據勞動部統計,2019年國人預計退休年齡為61歲。現在,是不是應該思考如何重新思考就業與退休規劃呢?!

 

利己=利他:新世紀育幼扶老願景

作者: 
劉毓秀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新世紀頭兩個十年,不知不覺過去了。現在,人們大約看清楚了新世紀的本質是什麼:氣候變遷,人口老化,讓人深刻意識到自然資源、人力物力資源,都是有限的。底下談台灣的人口困境,以及婉如互助系統可以做什麼。

去年發生一項人們耳熟能詳的台灣人口大事:人口總數開始溜滑梯,使兒少、青壯人數持續減少,而高齡、超高齡人數不斷上升,形成人口金字塔的反轉。 由1975年底寬(兒少比例高)頭尖(高齡人口比例極低)的正三角形(下圖藍色曲線所示),在短短的45年間,變成現在(2020年,下圖淺紫色部分)的中廣身材,這時正是工作年齡人口佔比最高的年代。可以說,我們目前所享受的豐裕,是前人種樹的成果(上個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台灣生育率為2.8至1.7之間)。

 

(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計 2020-2070)

但好景不常,以總生育率(即每位女性一輩子所生子女數)1.2推計(按:此數字高於實況,2004年至今台灣生育率徘徊於1.1上下),50年後(2070年)人口圖像將丕變,成為頭重(高齡人口比例很高)腳輕(兒少、青年比例很低)的模樣,工作年齡人口將只剩現在的一半!(見上圖)

上述二圖最能幫助國人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救生育率必須跟時間賽跑。婉如互助系統二十年來師法北歐瑞典、丹麥等國制度,持續研發服務老人和小孩的方案,並進行政策倡議。在這二十年間,我們近距離陪著台灣社會/家庭邁入低生育率和高齡化。如此,對於生育和高齡,及其相關問題,婉如團隊長期以來握有來自第一線的廣面經驗和知識。我們願意以此協助台灣解決這方面的困境。

關於高齡化對策,首先,我們的倡議引導長照2.0把家事納入居家照顧服務項目(在那之前居照服務限於失能者的身體照顧),讓長照較為貼近家庭的需求。

如今,眼看著超高齡時代就要來臨,我們意識到有需要敦促國人效法北歐:因為福利做得好、人民高壽而最早經驗人口老化的北歐國家,因應高齡化的策略除了做好長照服務之外,更重要的措施是提升高齡者的健康管理及生活自理,追求臨終前臥床兩週。台灣步入高齡化、超高齡化的時間非常短促,因此特別需要以積極、樂觀的態度接納「高齡者生活自理」,並追求「臨終前臥床兩週」。婉如互助系統過去二十年間服務的對象,很多已經步入八十、九十高齡,我們效法北歐經驗,支持這些高齡者繼續過生活自理的日子。我們相信,這種「自在老、輕鬆顧」的模式,能夠增進長者和家人的生活品質,也能緩解社會和家庭的負擔。

但我們了解,高齡化需要「頭痛醫腳」,唯有良性生育政策才是治本之道。

什麼是良性生育政策?簡言之,就是要讓所有育齡國民(尤其是母親)能夠兼顧生育和就業(因為光靠一份薪水是無法養兩個小孩的,因而無助於打破超低生育率),並讓所有小孩自幼能有良好的成長環境。這在台灣意味著:(一)有完備的公共托育和教育,家庭和職場也力行性別平等,讓育兒女性享有經濟獨立與自我實現,(二)破除「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的惡性競爭教育,所有父母一起放下干戈,化為玉帛,一舉掀開育兒壓力鍋,允許小孩重新享有童年、無猜的同伴、適性的教育。

過去二十年間,婉如基金會聯合其他社運團體及執政者,完成了保母、幼兒園、國小課後照顧公共化的基礎架構,往後將持續推廣,使之普及。除此之外,家庭和職場的性別平等、育兒文化的革新,將是我們下一步將努力以赴的目標。

以上北歐模式育幼扶老制度的台灣轉化,訣竅在於擴大「利己」和「利他」的重疊面,讓兩者接近於互相等同,以此塑造人們的互相認同、彼此連結。我們熱忱邀請婉如互助系統的夥伴們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卸任感言

作者: 
王慧珠/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延長中高齡者就業是台灣社會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必要措施,而基金會為了鼓勵系統內的提供者持續就業,在多年前,即依工作年資設立十年獎與十五年獎。

 

還記得去年頒獎當天,一早辦公室便擠滿了各方案的姊妹、督導,久未碰面的寒暄聲、驚呼聲,還有屬於閨蜜間的吐槽聲,迴盪在精心布置的會場,感動與感慨的情緒頓時全湧上心頭。回想她們當年培訓時的模樣、對工作抱著既期待又怕被傷害的心情,十多年來,有人走過辛酸、貧窮;有人是歷經失婚、獨撐家庭;更多的人則是熬過不適及徬徨,而眼前的她們全身散發著開朗與自信的氣息。

 

今年底即將產生二十年獎得主,詢問她們「還想再工作幾年呢?」,五年到二十年的回應都有,甚至有「做到不能做為止」!

 

是何種的力量與動機,讓她們可以有勇氣做出宣誓般的表態呢?我想除了合理的工作收入,更重要的關鍵應是身為福利服務使用者的您,給予居家服務工作者一個友善且安全的工作環境,尤其是對於她們的尊重與包容!婉如互助系統的建置並非容易,是基金會同仁的努力不懈、眾多使用者與提供者的互信相挺,方能一步一步地實踐出大家心目中的美好社會。

 

2021年中,我將交棒給我們資深且優秀的青年世代,在此我非常感激各位多年來的捐助與協力,也期待您一如既往鼓勵與支持未來的執行長,讓我們共創下一個三贏的二十年!

 

台灣是已開發國家,為何工時卻跟墨西哥一樣長?因為老闆沒做這四件事

作者: 
王兆慶(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灣在許多方面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但工時這件事,我們還有著「開發中國家」的色彩。

一般而言,世界各國「每小時生產力」愈低者,每年的總工時也愈長;反之,每小時生產力高的國家,總工時往往愈短。墨西哥人一年平均工作2,250小時,但每小時GDP才20美元;挪威人一年平均只工作1,450小時,但每小時GDP上看90美元,完勝墨西哥。

台灣呢?我們的生產力在中段班,工時卻是後段班。2018年台灣人的每小時產值是52美元,但年總工時2,033小時;台灣的GDP總值也許不差,但這其實是用接近墨西哥的長工時換來的。

如何減少工時?已開發國家的三個經驗

那些「已開發國家」為何可以這麼爽?大概有三條路徑可以解釋。

1935年經濟大蕭條時代,國際勞工組織發布「每周40小時公約」,希望用減少每人工作時數,換取更多人的就業機會;德國的「共享工作計畫」(Kurzarbeit)則因應2009年金融海嘯,減少個人工時,把下降的總工作量拆分給更多勞工,迴避大裁員困境;韓國也是在1997年金融風暴,才為了降低失業率而將周工時限制為44小時。

簡言之,勞動力過剩、失業危機變高,就是世界各國工時縮減的第一條路徑。但台灣失業率在世界排名看來並不嚴重(這種「契機」我們也未必想要),這條路徑在台灣不太可能發生。

第二條路徑是全國工會和資方的集體談判。丹麥的工時減少,據說就是工會隨經濟成長而談判的成果。丹麥國內沒有法定的工時限制,全靠工會與資方定期協商,就達成了每周只需工作37小時的成就。不過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非常低,缺乏勞資協商的傳統,所以這條路徑短期同樣不太可行。

第三條路徑則是部分工時(part-time)工作,例如每天只上半天班。那些年總工時很低的國家,通常有一部份上班族屬於「part-time」,所以拉低了國民的平均總工時。以北歐五國來說,大約有10%的男性、20%-30%的女性從事part-time工作。反觀台灣,這種上班族只占全體勞工的3%,所以我們的平均總工時較高。

但薪資偏低的國家,不太可能指望國民願意從事part-time工作,因為大家上班寧可上好上滿(甚至多賺加班費),否則無法滿足經濟需求。

在這三條路徑之外,過去研究顯示,政府如果試圖「由上而下」立法限制工時,通常會以失敗告終。因為長工時是一種「職場文化」,法律不易干預——例如日本崇尚努力和自我犧牲,所以長工時是上班族表達忠誠的訊號;職場階級關係僵化,主管加班,員工就不敢回家;員工的工作職掌和分工不明確,所以新增的任務會無限指派下去,事情只會愈來愈多。

是不是和台灣很相似?當法律撞上職場文化,減少工時的制度努力就會化為烏有,你我繼續陷入過勞的醬缸之中。

改變台灣的可能:如果「留才」需求提高

長工時是勞資雙方共同織就的巨大結構,不容易馬上翻轉。但台灣的少子高齡化危機,很可能為這個巨大的結構帶來一道裂口——少子高齡化的最直接結果是「人才赤字」,勞動力人口銳減。當各產業部門開始缺工,各職場的「留才」需求就會提高。沒有充分留才措施的企業,將開始面臨離職率攀升,開履歷也找不到人的窘境。

什麼是「充分的留才措施」?少子高齡化代表兩種人會增加:高齡待退員工,與家有長照需求的中年子女員工。

如果職場上有更彈性(flexible)的工作模式,則高齡員工不會太早放棄就業,他們的工作壽命可以延長。彈性工作模式也會幫助中年員工兼顧長照,不因照顧而離職。假如這兩種人是勞動力市場的多數,雇主又因為缺工,不得不善用僅存的勞動力時,雇主就有更高的動機創造「員工導向的彈性」(worker-oriented flexibility)。

彈性指的是四件事:上下班時間的彈性調整(例如可以早到早走)、休假可以彈性安排(例如可以分小時)、可以在家或遠距工作、可以part-time工作。研究指出,這四種模式的組合都更能「留才」,能讓高齡員工、有照顧需求的員工(也包括需要育兒的青年員工),更樂於留在職場上。

澳洲政府曾經嘗試用政策補助(Better Work and Family Balance Grant)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結果還真的有建築公司、律師事務所等事業單位加入補助計畫,並因此離職率大降,成為就業市場上頗受歡迎的企業。例如律師事務所ME Perth,員工年離職率從50%下降為10%,收益成長45%(畢竟人事穩定),並獲選為支持員工家庭生活的最佳雇主。

台灣政府如果注意到人才赤字的趨勢,並同步輔導市場上的企業、事業,創造員工導向的彈性職場,是有可能逆轉台灣的長工時文化。縱然效果及廣泛度不如制度性的勞資協商,但務實來看,這也許是台灣僅存的改善路徑。

不過澳洲和日本的研究都提醒:想扭轉職場文化?必須雇主自己就有強烈的動機才行。雇主改革事項包括:對員工的「output」評估要更精準,獎勵高效、懲罰怠工;對每個員工的任務執掌界定要更明確,才不會毫無止盡地亂加工作;大老闆和中階管理層要有價值共識,將員工的工作家庭平衡視為己任,而非只把相關措施丟給人資部門。

每一項改革的條件都很困難,但這些問題如果沒個起頭,台灣身為後進國家就永遠無法擺脫「中低生產力+長工時」的惡性循環。我們能否藉著危機╱轉機,躋身「高生產力+中低工時」國家之林?需要更多雇主、管理者、員工和政府的勇敢嘗試。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https://futurecity.cw.com.tw/

 

媽媽產假+爸爸九成薪育嬰假,讓台灣女人安心生育

作者: 
王百芳(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台灣女人為何不想生小孩?當今年預估新生兒數將跌破16萬,相信這個疑問又從許多人心中冒出來。在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可看出端倪: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女人若要加入婚育的行列,會考慮以下幾點,包括:「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配偶願意分擔家務」、「工作要能兼顧家庭」。

 

    簡單來說,就是工作和養小孩,必須「可相容」,否則生育率難以回升。而關鍵在於:男性(或另一半)是否能共同負擔育兒責任。諷刺的是,在台灣,育兒女性往往稱呼另一半為「豬隊友」,意指:在育兒的路上不幫忙、幫倒忙,甚至直接消失的另一半,以致於女性長期單打獨鬥,身心俱疲。

 

台灣男人想成為好爸爸  阻力重重

    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檢視台灣男人的處境會發現,台灣社會並不支持男人積極參與育兒。

    阿澤就是一位積極參與育兒的父親,他在孩子出生後第一個月,決定親自替太太坐月子。主要的原因是,月子中心的費用太昂貴。因此,他自己湊滿年假和無薪事假,休息一個月,陪同太太產後坐月子。他說,這個過程中,最難的是一份「義無反顧請假的決心」,因為最大的阻力來自周遭的質疑:有這個必要嗎?他花費很大的力氣與同事、老闆溝通、做工作安排。

    但阿澤認為,幫太太坐月子期間,他們學會如何分工合作照顧孩子,培養出兩人的育兒節奏與默契,真正的適應如何照顧小孩,他藉此得到「身心轉變成父親的機會」。但在沒有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這些父親只能單打獨鬥面對外界質疑的眼光。

 

北歐:支持男性育兒,女性才能夠就業、生育雙贏

    近來,民間團體「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提出:應透過政策,支持父親從孩子出生的第一個月就身體力行投入育兒行列,呼籲政府應修法,讓父親在嬰兒出生後第一個月請領育嬰假,該月給予九成薪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這個看似全新的政策倡議,其實在北歐社會已經實施了40年。北歐從八零年代開始實施的父親育嬰假制度,但在那之前,北歐的父親也面臨跟前述阿澤爸類似的處境,在一本描述瑞典的全球衛生教授漢斯.羅斯林的生命故事《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1]書中,描述到這位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曾經面臨的育嬰假窘境:

1974年時,漢斯的第一個女兒誕生了,由於妻子必須完成學程,他們達成共識,漢斯會請四個月的育嬰假。當時瑞典關於父親育嬰假的新法案,預計隔年會通過,但當漢斯與主管討論育嬰假的可行性時,吃了一個閉門羹;垂頭喪氣的漢斯,與太太商量是否能改由太太請育嬰假,讓他累積資歷和履歷。

    試想,若你是漢斯的太太,會做什麼樣的選擇呢?在傳統思維綑綁,以及理性的薪資水準計算過後,許多台灣的女性會同意這樣的請求,但書中描寫漢斯太太的反應:

太太進房間,收了一個小型登機箱出來,大吼「滾出我的人生,永遠別再回來,我們明明已經講好了。」

    足見瑞典女性當時已具有強烈的性別意識與權益認知,也反映男性的自私心態。隔天,漢斯決定離開診所,然後在家照顧女兒。

    他說:「很不幸的,我非得經歷過這種事情,才能真正的意識到自己想要放育嬰假,在家照顧我們的第一個孩子。」

    後話是,漢斯的太太順利成為助產士,於1979年與他共赴莫三比克行醫,完成夫妻兩人共同的夢想。而從小與他關係親密的孩子,成年後更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80年代起北歐各國開始男性育嬰假制度,透過半強迫的國家規定,將全數壓在女性身上的育兒責任移開,讓兩性都享有生育、工作平衡且相容的人生。以冰島為例,父、母各有三個月不能轉讓的獨立育嬰假,搭配兩人可自由分配的共同育嬰假,期間可領八成薪。此制度培養出相較世界各國更強烈的「父職責任」文化,2013年冰島男、女請領育嬰假的比例分別為45.6%與54.5%,為請領育嬰假性別比例最均衡的國家。瑞典政府則是1995年起即實施「父親月」政策,2016年更一舉將爸爸專屬的帶薪育嬰假延長到三個月成為「父親季」,2018年瑞典全體女性勞參率高達82.9%,生育率更達到1.8,這項政策的實施至為關鍵。

工作和養小孩,必須「可相容」,才能婚育

    台灣對生產、育兒家庭的政策及其效果又是如何呢?2002年《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勞工可於小孩出生後至三歲前請育嬰假,2009年修《就業保險法》,加入前半年有六成薪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然而,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的《2020年性別圖像》,請領育嬰假件數女性占82%,男性僅為18%,這顯示台灣社會對於父親參與育兒的接受速度慢如牛步。被社會視為主要照顧者的母親,大多仍在工作、育兒無法兼顧的情境中苦撐,而多數父親卻在家庭中沉默與缺席。

    這看在未婚女性眼裡,更像是萬萬不可踏入婚育的警世寓言。因此臺灣的青年女性勞動參與與生育率呈現明顯的「死亡交叉」:青年女性就業率不斷攀升,來到85%的極高值,總生育率卻是跌跌不休,足見臺灣社會工作、育兒「不能相容」的現實下,臺灣女性必須二選一的格局,有多麼強烈。

    民間團體提出的「媽媽產假+產後第一個月爸爸九成薪育嬰假」政策,是打破這個框架的第一步,對家庭而言,能支持家庭和親情,架構出更穩固的家庭結構;對社會而言,則能產生「雙親育兒+雙薪+養2孩」的正向循環,才是提升生育率的解方。

 

[1]  Hans Rosling, Fanny Härgestam,《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漢斯.羅斯林的人生思辨》,先覺出版,2020年1月1日。

 

 

建構非營利幼兒園走出第三條路的推手 – 專訪歐姿秀副教授

作者: 
陳竹儀、呂佳旻(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建構非營利幼兒園走出第三條路的推手 – 專訪歐姿秀副教授

 

「社工說阿公阿嬤很不喜歡動,所以我們就拜託小孩帶著阿公阿嬤去運動,他們就有動力……我們有家長來分享說,有一次我要幫我們家兒子請假,然後他就說媽媽不行,媽媽就覺得說你有這麼愛上學嗎?然後他兒子就跟他講說,不行如果我今天沒有去,沒有人陪阿公阿嬤散步!」

「有一個孩子他其實是發展遲緩的小孩,在教室裡面也不太跟其他孩子互動,可是他跟阿嬤……就是這一對,阿嬤講話孩子好像也聽懂,小孩講話阿嬤也覺得…就是看到他們好像很好的知己。」

~鳳山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 黃雅雪

 

「現在年輕世代手機盛行,年輕父母其實常常把手機放在手邊。我們就聽到孩子說,要你的陪不是要你把我帶到這裡,把我放著,我要你跟我一起!」

「我開放家長進班。在進班的過程中,我會給家長一張紙告訴他說你有功課要寫。因為他重視孩子的認知學習,所以他基本上參與意願高,那麼他要寫什麼?第一個請你去看看你的孩子在做什麼,第二個請你去看看你的孩子跟孩子之間在做什麼,第三個請你來觀察看看孩子跟老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透過不同角色的對話跟文字,讓家長從另外一個角色看到自己有些部分是可以被調整的。更多的家庭其實是願意陪伴孩子的,只是他需要比較有效能的技巧。」

~龍埔非營利幼兒園 陳靜怡

 

「我們學校CP(Cerebral palsy,腦性麻痺)的小朋友比較多,如果廁所有設置扶手的話,老師會訓練他扶著扶手,讓他可以自己獨立完成如廁。我們減輕了大人的協助,同時小孩子透過他自己藉由一些器具使用而能獨立完成,對他而言他也會有一個自信感,他不是步步每樣(閩南語)都靠別人來協助。」

「我們甘神父雖然在今年(2020) 4月已經回到天家,但這是他在我們園所常常講的話……他說:『沒有特殊教育,教育是為所有的孩子,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特別的』。」

~慈母非營利幼兒園 陳惠鈴

 

「我今天是以教保員的身份來跟大家分享……我們非營利幼兒園的架構,主要是把幼兒放在中心……在活動規劃方面,很多老師看了應該也很有感覺,因為我們園所只過冬至,其他的都沒有。我其實有很短暫的時間待過一個私幼,我覺得我在辦活動時真的超級痛苦,三歲班你還要分三組跳舞,可是問題是跳舞你要給家長看……那其實是佔了小朋友的時間,要表演你就一定要練啊,因為小朋友三歲真的不是好控制,我都拿零食耶,我心裡在想我是在訓練什麼?為什麼還要拿零食?你知道這樣做不對,但你又必須要達成園所的目標。我覺得不一樣啊,我不想要這樣。」

「溝通協調,我們學校其實是滿多方面,平常有書面的省思,園長也會不定期進班,園長還蠻即時的,她看到了就會跟老師約談或溝通。還有每學期期末的約談,因為園長有去聽,我們會試著一起討論,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解決。我之前也有待過一個(園所)是他只有給你一個目標,可是他沒有告訴你中間要怎麼走,我覺得對於老師來說是一種滿大的壓力。」

~永建非營利幼兒園 李文敏

 

這些是2020年非營利幼兒園論壇裡不同園所共同分享如何實踐「以人為本」價值的真實故事,他們各自展現出對孩子、家長、老師、人各個不同面向的深刻關懷。在臺灣的每個非營利幼兒園,都可以聽到「平等尊重」、「專業整合」、「公私協力」、「社區互動」這四大核心價值,其實從委託評選開始,園所與承辦法人在執行的過程中與政府在契約期間的檢查與考評、都圍繞著這些價值,也因此孕育出這些不同風貌的園所。

讓這些故事能落實在非營利幼兒園各個角落的重要推手,就是現任職於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的歐姿秀副教授。

 

讓優質的照顧能夠普及,是非營利幼兒園制度的初衷

當我們問起歐老師承接教育部委託「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試辦非營利幼兒園的初衷,老師說道:「因為我很想普及化好的、而且做得到的學前教育。如果過去我在三民托兒所實作的成功經驗,只止於我個人的一項經歷,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歐老師在1995年至2005年間擔任了十年的三民托兒所所長(目前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的前身),當時托兒所是走台北的公辦民營制度,歐老師回憶道,那時大家對於公辦民營托兒所的角色很不清楚,從立案上就產生這到底是公托還是私托的疑惑,但當時社會局認定公辦民營是「準公托」,歐老師即據此親手實踐了一所「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托兒所,在一定的成本之下,做出一個好品質的托育環境,並且發展出對孩子、家長、同事都友善的幼兒園文化,讓成人跟孩子之間建立正向的互動關係,包括師生和親子。

帶著現場實務經驗,思考國家政策規劃若能避免一些錯誤,最重要的是,「如果能有更多像三民這樣的托育環境,就可以照顧更多親師生。」因此,當教育部在徵詢計畫主持人人選時,歐老師決定全心投入。

 

帶著「共好」的視角,尋找幼兒照顧教育的公共政策方向

談起臺灣學前教育問題,歐老師認為,它和其他教育領域的問題大不相同。1980年代公共服務事業民營化蔚為風潮,公辦民營曾被認為是許多問題的解方,臺灣因為戒嚴的歷史背景,社會上對於政府其實並不信任,故中小學義務教育改革談的是解嚴、鼓勵私人興學,在大學談的是大學自治。但臺灣學前教育始終以私人投資經營為大宗,在商品化的市場邏輯下,讓幼兒教育形成「要有好的照顧品質必須要有錢才能享有」的迷思,歐老師回憶道,在2006年的教改論壇當中,她即主張應重建學前教育中「家庭、市場與國家的三角關係」,當時這樣的說法也獲得全國家長聯盟的支持。

然而當公辦民營這種由政府提供場地設備、委託民間經營幼兒園的服務型態出現後,顯然幼兒的照顧及教育不再僅是家庭內的義務,政府對於這類型態幼兒園的定位、幼兒教育未來的政策走向是什麼?以往在幼兒教育的專業領域,大家都專注於了解幼兒發展、心理學,鮮少觸及公共政策的擬定及討論。帶著這些困惑,歐老師在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的博士班就讀時,也頻頻旁聽台大社工系、政治系的相關課程,試圖尋找幼教與公共政策方向的答案。

非營利,「營」什麼?

非營利幼兒園有別於公幼、私幼,從命名上確立了不營利的定位後,非營利幼兒園要「營」的是什麼呢?歐老師覺得,非營利幼兒園要追求的是回歸幼兒教保專業的理念和價值。談起非營利幼兒園「平等尊重」、「公私協力」、「專業整合」、「社區互動」這四大核心價值的源起,除了源自歐老師在擔任托兒所所長時期的理想及經驗之外,更是透過眾多參與非營利幼兒園倡議與政策推動者共同建構出來的,例如:「公私協力」與公辦民營不同,強調國家要有角色、要給資源和支持;「專業整合」期許教保服務公共化後不僅只由幼教專業人員孤單奮鬥,還要整合更多的專業資源,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的教保服務模式。

一個制度的設計,最終必須要讓更多人能認同參與,歐老師表示,有了核心價值可以吸引更多有相同信念的非營利法人願意加入非營利幼兒園的辦理行列,因為這些價值不只存在於幼兒教育領域,也是許多非營利法人本來就在努力實踐的目標,如此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鳴與認同。事實證明,確實有不少非幼教的法人加入了非營利幼兒園的推動,為幼教帶來了新的發展動能。

非營利幼兒園所帶起的幼教新風貌

歐老師認為,非營利幼兒園相較於公幼、私幼來說雖然仍然是少數,但已經開始為幼教環境注入了不一樣的新風貌,如薪資表的產生,對於整體教保人員的起薪產生了定錨作用;而有些私立幼兒園聽到非營利幼兒園的分享,會覺得非營利幼兒園自主管理的方式很好,開始思考如何依據教保目標規劃工作人員的專業成長。非營利和許多認真專業的公幼、私幼一樣,用正常化教學、正常化營運的方式提供專業教保服務,這也逐漸打破了「優質一定要昂貴的迷思」。

非營利幼兒園制度許諾了優質、平價、友善職場和公民參與的願景,藉由前期的實驗計畫找出合理的營運成本,設計有效的管理工具,讓政府放心;善待老師,讓幼教變成可以持續發展的職涯;鼓勵家長參與,讓不同的家庭、家長相聚在一起;讓不同的孩子有機會互相認識、接觸、彼此欣賞。

「我們要培養的是在社會群體中成長的孩子。」歐老師和我們分享一張三民托兒所全體工作人員、十五個家庭成員共同慶祝十五個大班畢業生的大合照,感念三民十年裡相遇的幼兒、家長與工作夥伴們,一直是讓她持續努力到現在的最大動力,期許在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非營利幼兒園制度下,可以有越來越多的幼兒園和家庭,形塑出這種共同照顧的氛圍。歐老師說:「這正是一個和諧社會所需要的成長環境!」

 

擔心輸在起跑點?不如先讓孩子累積出發的能量—專訪赤木爸爸

作者: 
呂佳旻、葉冠妤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在眾多教保人員參與的論壇中,出現一位聲音宏亮的爸爸,在現場面對教育部官員時感嘆而論──

 

我自己小孩出生的時候剛好是教保大綱推行的時候,所以我買了一本來看,我發現我們身邊的家長根本對於幼教專業是一點認知都沒有,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從教育部,包括從成人教育或者是親子教育,可以怎麼樣來推動,甚至可以有一點點的工作坊、證照都好,然後讓我們家長,這些比較有教養的理念或者是認知的,可以跟所有的教保人員來做配合。

 

一位父親,為何在論壇上大表對幼兒教育知識匱乏的感嘆?

 

琳瑯滿目、問題導向的教養叢書,看不見「人」

準新手爸媽從得知懷孕的那一刻起,內心往往是徬徨無助的。如同藍佩嘉在《拚教養》一書中指出,「相對於國家腳色退隱到背景的監看,專家與媒體的影響力日趨重要,親職叢書與雜誌的銷售量大幅攀升……」。多數父母的育兒知識仰賴坊間大量的教養書籍或網路社群的相互支持,其中不乏以個人經驗談論幼兒成長應當「把握黃金發展期」,或細數從小就該培養哪些能力,否則孩子未來跟不上會更加辛苦。

面對多元教養聲浪,赤木爸爸在孩子未出生前即自行閱讀兩三本教養專業書籍,他表示:「它就是把小孩當IKEA的傢俱,非常問題導向,發生A就B處理,C就D處理方式。」但赤木爸爸覺得,尤其在面對突發狀況時,人們難免會本能憑著自己過去的經驗處理,雖然他自覺自己的教養模式需要更改,但閱讀這些書籍讓他產生了疑惑:「每個小孩既然都是不一樣的人,我真的可以把他當IKEA傢俱嗎?」

 

反思童年,期待給孩子不同的教養腳本

回首自身「超前學習」與填鴨教育的成長經驗,赤木爸爸說:「那就是個畸形啊,我現在回想起來根本浪費生命、浪費時間啊,就是逼著我去做一些很不想做的事情。」傳統的教育方式並未引導孩子發現自己的興趣,著重重複、精熟的技術培養,孩子「不知為何而學」,對其能力的培育甚至有害,面對未來更是茫然。

能夠覺醒填鴨式教育的痛,追求與傳統社會不大相同的價值,這個開關的觸發點是赤木爸爸的高中生涯。在高中以前他對於自我生涯想像一直都是「理工男」,當工程師、去竹科是人生必然,直到做了性向測驗才發現,自己喜歡跟人工作,其實他真正喜歡的是人文科系。在這個生涯的大轉彎時刻,赤木爸爸也不是沒有猶豫,尤其對於青少年來說,最難割捨的就是班級同儕,但他的國文老師鼓勵他:「你要遵從你自己想要的東西。這就是你的特質。」這樣的歷程,滋養了赤木爸爸要給孩子以人為本的學習環境。

 

政府不給力,家長只能自力救濟

赤木爸爸和太太對於孩子的教育環境有一致的想法:第一是不要填鴨;第二是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佳。不要填鴨是因為自己的經驗,勞動條件佳是因為夫妻倆都認為:「勞動環境好,老師就會有耐心,情緒能量就會比較寬廣,情緒能量寬廣你對小孩自然就會比較好。」於是,在孩子即將要讀幼兒園時,他們就以這兩大要件作為挑選幼兒園的標準。赤木爸爸研究了台灣不同的幼兒園類型,決定以非營利幼兒園為優先選擇,首先打聽了5家非營利幼兒園,但存著無法中籤的疑慮,夫妻倆也另外擇定了鄰近4家私立幼兒園進行參觀。

赤木爸爸為了孩子入幼兒園,事前做足功課,參訪時用心查看。從赤木爸爸尋找幼兒園的經驗來看,多數坊間的營利教育機構常以幼兒發展為藉口,高喊「啟動孩子的未知潛能」的廣告標語,以「不能輸在起跑點」的說詞恐嚇,推廣各式「超前學習」等違背幼兒發展及幼教理論的教材及課程,不斷加深家長們的焦慮,家長被社會氛圍影響,只能推著孩子向前跑。赤木爸爸這類不想「隨波逐流」的家長,難以找到能真正以幼兒需求為本的學習環境。

確保家長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是破除「超前學習」迷思之法

赤木爸爸欣喜於孩子就托的非營利園長,能夠以堅定態度說明適性學習的立場,但在如此競爭力掛帥的社會氛圍下,也仍要不斷面對其他家長持續對園方提議,這即是促使他在論壇上起身發言的原因。

身處在這樣社會環境下,看似自信滿滿為孩子選擇優質園所的赤木爸爸也不禁苦笑說道,「當然現在講好聽是這樣、很輕鬆,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我還是很焦慮。」

家長焦慮的解方,不能只靠有特定教養意識的家長在育兒歷程中自己碰撞、尋找,更應把強調競爭的商業邏輯排除在教育之外,讓所有家長都能夠送托以幼兒身心為本的幼托機構。政府除了更積極拓展公共托育服務量之外,更需具體支持以幼兒需求為本的開放教育,積極宣導正確的教保概念,讓家長知道如何抵禦超前學習的教養思維。從赤木爸爸育兒的學習體悟,我們看見這件事的重要。

 

放下育兒軍備競賽,實踐共同照顧:引發爭端的孩子不是「他家的問題」,而是「大家的課題」

作者: 
黃喬鈴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晨間時光走進前鎮非營利幼兒園,園長向我介紹:「你看到的扮家家酒區很熱門喔,孩子都愛玩,是家長親手蓋的。」放學時,五甲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裡,孩子的遊樂聲不絕於耳,有媽媽分享:「我是故事志工,進班可以認識孩子的同學,多了跟孩子聊天的話題。」

下課後的忠孝非營利幼兒園顯得格外寧靜,老師也提及:「請家長講故事,可以體驗我們的專業跟辛苦,家長試過後非常讚嘆,欣賞老師能夠面對眾多孩子而不緊張慌亂。」

孩子上了幼兒園,家長關心的多半是孩子在學校學了什麼?如何透過教育裝備各項競爭力?然而,在非營利幼兒園,我反而看見家長跟著老師和孩子學習互助、合作、分享,共同照顧彼此。

 

從孩子的差異,看見家庭的困境

隨意翻閱親師聯絡簿,我看到家長寫著「小欣(化名)最近有進步喔」、「小欣狀況好一點了」,仔細對照,家長寫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班上其他孩子。怎麼回事?老師粗心拿錯聯絡簿嗎?園長笑了笑,娓娓道來:「小欣習慣咬人、推人,其他孩子看到會怕,老師盡可能將小欣與其他孩子隔離,但防不勝防,還是有人受傷,更有家長接送時,當著小欣媽媽的面,斥責她沒把孩子教好!」

園長才說到這裡,我便心想,這問題在育兒社團屢見不鮮,家長們提供的方法不外乎是:找老師、調監視器、請「別人的」孩子道歉、教「自己的」孩子保護自己、學會跟老師反應。於是我好奇追問:「你們如何處理?」結果聽到一個從來沒聽過的處理方式。

園長語帶溫柔的說:「小欣的媽媽其實很努力。小欣確診發展遲緩,每天下午必須定期參與診療,其實媽媽與孩子都需要幫助。於是,我進班觀察,發現小欣因為語言發展落後,所以容易先出手,而非動口;再加上精力較旺盛,顯然學校安排的肢體活動無法滿足他。」

園長從孩子個人出發,擴及孩子的家長,找家長談、跟老師談、與孩子們談,園長心裡忖度的不是該怎麼「處理」家長與孩子,而是該怎麼「協助」這個家庭。了解孩子與家長狀況後,園長取得家長同意,召開「家長會」,而不是「道歉大會」。

園長繼續描述當天家長們的言詞交鋒:「有阿公激動的說『這個孩子是不是腦袋有問題?』我還來不及說話,就有家長緊接著說『不是啦,不要這樣講!』。」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家長間有股支持的力量,因為他們看見別人的困境,開始感同身受、將心比心。」

 

非營利幼兒園:落實平等尊重與社區互動價值

園長不只是要教育孩子,也要教育家長,家長們逐漸從憤怒轉為理解、從排除轉為包容,從「那是他家的問題」轉為「這是大家共同的課題」。

會議上討論出一個策略:家長們排班,早上輪流帶著孩子跑操場,讓孩子發洩精力後再進班;老師們則持續透過繪本,引導孩子們學習和平相處、保護自己。

園長說:「不要以為這樣就沒事了喔!小欣還是會跟別人起衝突,還是會不小心讓別人受傷,但他有進步,可以安靜的坐比較久。小欣媽媽也不一樣了,以前看到人,頭總是低得不能再低,『抱歉』、『對不起』、『請多多包涵』掛嘴上,現在可以抬頭挺胸的和家長們打招呼耶!」

這則進行式的故事,落實了非營利幼兒園的 2 項核心價值──

平等尊重:促進幼兒、家長及教保人員之間的平等尊重與合作互惠。

社區互動:重視社區中學齡前幼兒的家庭,提供育兒資源聯結與交流平臺。

 

幼兒園成為友善的平臺,在這裡,每個孩子一樣重要,連結家長、老師、其他孩子一起關照家庭,讓沒關係變得有關係,讓有關係成為彼此關心。

育兒不是軍備競賽,更不應單打獨鬥

幼兒園是個小型社會,但不是為了讓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也不是避免讓孩子倒在終點前,而是讓孩子從小看見和諧的社會氛圍,家長也一起重新學習這樣的典範。幼兒園不只是照顧孩子,也照顧孩子背後的家庭,重擔不是園所自己擔,而是分散在每個有關係的人身上,一起讓育兒不是軍備競賽,而是共享照顧的大平臺。

傍晚的五甲幼兒園,孩子們蹲在地上玩落葉與碎石,孩子推推身旁的朋友說:「你爸來了!」,下一秒才聽見老師說:「ooo,爸爸來接你囉!」

在形同社區大家庭的幼兒園裡,無人不熟識,連孩子對家長也不例外。

 

本文原刊載於 Right Plus 網站 https://rightplus.org/

特休不必再一次梭哈的育兒人生!彈性友善的職場,支持爸媽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

作者: 
李庭欣(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2020年初肺炎疫情佔據各大新聞版面,為防疫需求,有縣市年初即宣布公幼、附幼需停課;中央政府進一步跟進,宣布高中以下延後開學。然而消息一出,網路上家長哀鴻遍野,有家長甚至直言「停課不停班,是要家長去死哦?」、「爸媽輪流把特休用完,然後換去安親班群聚。」

疫情來勢洶洶,育兒父母更是憂心忡忡。

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最新一期(2016年)家庭與生育調查報告,女性不願意多生孩子的原因,第一名是眾所周知的「經濟負擔太重」,第二名則是輿論常忽略的——「缺乏照顧孩子的時間或幫手」。

說到底,在雙薪家庭成為主流的時代,育兒要考量的除了錢,「誰可以照顧」也成為費心傷神的問題。

特休一次梭哈!只能用假豪賭的育兒人生

目前我國的公共托育服務通常僅能滿足「正常工時」父母親的托育需求,實際上仍有許多需求被遺漏。例如,原本協助照顧的阿公阿嬤臨時有事,托育機構也難免有消毒日停托、腸病毒停課等情形,或小孩突然不舒服需要看醫生。

這些預期或非預期的「照顧空窗期」所產生的臨托需求,有些看似一至兩小時即可滿足,有些則需五到七天才能填滿。再加上這些需求總是來得突然、片段,反而更容易造成全職工作者(尤其女性)的困擾——工作不能放,但幼兒照顧也不能漏接。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天平,此時就會開始劇烈擺盪。

一位育有三名子女的朋友曾抱怨,「好不容易熬過病毒碼更新的幼兒園,上了小學,又因為水痘必須要請假在家。今年特休又要一次梭哈了!與其這樣,不如辭職回家算了。」

真的只能辭職回家嗎?難道育兒父母們只能坐困愁城、自求多福?

先別放棄,國外經驗告訴我們,職場上的彈性,或許才是關鍵!

 

荷蘭人一天可以花16小時「吃喝玩樂」

2017年,OECD美好生活指標(Better Life Index)排名,荷蘭成為40國中工作家庭生活最平衡(Work Life Balance)的國家。

彈性工作是荷蘭父母平衡的關鍵。荷蘭兼職工作的比例相當高,高工時比例極低,約只有0.4%的勞工從事長工時工作(OECD平均為11%)。短時數帶來的效果就是,平均每人每日可以自由彈性使用的時間長達16小時(OECD平均為15小時),個人可以依需求決定要如何分配這些時間,社交、休閒、飲食,以及經營家庭生活。

當我一天可以花16小時吃飯、交朋友、運動時,照顧上的突發狀況又怎麼會是問題!一天當中工作的時間越少,個人就擁有越多可「彈性使用」的時間;而當我們擁有越多可彈性運用的時間,便能為生活撐出更大的緩衝,來因應各種突發狀況與需求。

但在荷蘭經驗中,我們仍須留意兼職工作盛行的風氣,可能間接強化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分工,惡化女性處境——女性容易理所當然被期待降低工時,並花更多時間照顧。也因此,約有60%荷蘭女性從事兼職工作賺取相對少的薪資,為OECD國家平均的三倍。

可見,彈性工作還需同步納入促進性別平等的配套措施,避免女性陷入低薪困境。

 

北歐不僅有休假權利,更有休假彈性

另一個支持父母工作家庭平衡的國家代表,是以育兒友善制度聞名的瑞典。跟荷蘭不同的是,瑞典的彈性體現在休假制度上,且同步重視父親的育兒角色。

瑞典育嬰假制度享譽全球,除了給予請假的權利,更擁有請假的彈性。

瑞典的有薪育嬰假(Parental leave)提供父母在孩子滿8歲前,共享480天有薪育嬰假;其中90天保留給請領較少的那一方(通常為爸爸),也就是俗稱的爸爸月(Father’s quota)。

最特別的是,育嬰假請領可以「天數」為計算單位,而非以每週或每月。且在天數的單位下,更允許工作者選擇每日要全職、半天工時、四分之一工時或八分之一工時。

若父母沒有請育嬰假,孩子生病怎麼辦?瑞典政府也想到了。

瑞典另一個特殊的育兒福利Vabbing(VAB),指的是父母因孩子生病而得請假回家照顧孩子或帶孩子就醫時,不僅可以休假回家照顧,政府還會提供約八成薪的補助。甚至因此將寒冷、感冒普遍的二月(Feburary)稱為VABruary。

瑞典的休假制度就像「玩積木」,充滿各種組合的可能性——休假計算單位最小化,請領彈性與靈活度最大化,讓個人能依需求,決定如何組合一日的工作及家庭育兒時間。這樣的制度支持父母面對任何「照顧空窗期」時,都能從容應對,即時補位。

營造友善育兒職場與環境,腳步不能停

其實,台灣《性別工作平等法》早已規範育嬰假(第16條)、彈性工時(第19條)以及家庭照顧假(第20條),試圖支持父母在各個需要的時刻,得以抽身補位。

但現狀往往事與願違。

勞動部〈2018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顯示,女性受僱者曾因懷孕或生小孩在職場遭受不平等待遇情形當中,「請假刁難」比例最高。除了主管刁難,因整體社會氛圍與職場文化不友善,「請假行為」也造成請假者嚴重的心理壓力。

有媽媽在網路上分享:「嬰幼兒送去托嬰後難免開始生病,剛復職就為了孩子不斷請假,就算上司跟同事沒有白眼,自己心裡仍覺得『壓力山大』。」請與不請,對育兒父母來說都是折磨。

職場不友善,似乎還是最大的阻力。營造更友善育兒的職場,是台灣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

持續建置充足公共托育服務的腳步不能停,但是面對多元的家庭型態及照顧需求,尚需搭配可兼顧工作與育兒的友善職場,使每個人擁有「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機會,這才能真正緩解家長的育兒困境與焦慮。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https://futurecity.cw.com.tw/

 

 

讓女性、男性、小孩的完整主體性,跟台灣的主體性同步達成!

 

 

2020年的台灣充滿了挑戰,一方面是疫情的嚴峻,打碎了全球國家既有的工作、生活樣貌,台灣雖然有幸,在防守疫情上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但許許多多的人生活都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台灣邁入了人口負成長的第一年,我們即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嚴峻考驗。

 

我們從北歐成功面對少子女、高齡化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中學到,國家的政策應關注每個人民全生命週期的完整需求:

「工作」需求,滿足經濟生活、自我實現,以及平等、包容;

「生活」需求,有餘裕時間陪伴家人與子女,在需要照顧時,有公共化照顧協力,不至於孤立無援,也有充足休閒、社會參與的時間。

 

我們期待讓孩子能生長在一個充滿關懷而非惡性競爭的世界,把孩子還給童年,把良好關係還給親子;我們期待所有女性都能經濟自主、自我實現;我們希望更多男性回歸家庭,參與育兒與照顧,而非僅是賺錢的工具人;我們也期待台灣的老人能夠健康地活到老、參與社會到老。我們期待如此的期待,不僅是期待,而有實現的一天!

 

感謝您的支持,讓婉如基金會繼續推動理念落實。我們期許自己,讓台灣逐漸變成一個更好生活的地方。但理念的轉化並非一蹴可幾,更需要眾人的努力、集思廣益。

 

非營利幼兒園五年成果與展望:推動托育公共化、促進雙親就業是少子女化唯一解方

作者: 
陳竹儀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非營利幼兒園是台灣2-6歲重要的公共托育政策,除讓家長獲得收費合理的服務,也透過落實教學正常化把童年還給孩子,建立友善職場,讓教保人員能夠獲得合理的薪資待遇。在非營利幼兒園法制化已逾五年的現在,讓我們回歸關注「照顧」的價值:以人為本。

 

性別平等→公共托育→生育率

非營利幼兒園推動聯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於2020年9月24日、25日舉辦「非營利幼兒園五年推動成果與展望」論壇。

非營利幼兒園推動聯盟召集人劉毓秀引用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2019年研究報告指出:支持性別平等,使家庭享有雙薪、實踐雙親育兒的平價、優質、普及公共托育,是唯一確認最有效的提振生育率政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許麗娟於現場宣布,原先教育部預期2024年之前增設公共化幼兒園3,000班,但現在可望提前於2023年實現目標。

 

 

落實開放教育,不要惡性競爭

劉毓秀表示,從創辦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和王淑英老師的合作開始,看到了真正對孩子好的教育,不是一律鮮明色彩的教室空間,而是讓孩子從自然中認識顏色的意義,協助建立孩子的邏輯及其與大自然的連結。期待教育部藉由推動托育公共化,持續傳達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改變社會大眾及家長的觀念,拒絕惡性競爭的幼兒教育。

輔仁大學社會系石易平副教授引用經濟學家詹姆士.約瑟夫.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的研究指出,許多學前教育都以培養認知能力為主,但自我控制力、毅力、社交能力等非認知能力才是影響孩子未來的重要關鍵。嬰幼兒教育與家庭發展協會理事長廖鳳瑞副教授則以一則實例說明:以幼兒為主體,看見、陪伴孩子的教育如何實踐。以幼兒主體的陪伴,不是站在孩子的對面、給予每個孩子相同的策略,而是­­坐在孩子旁邊,看見並支持孩子的優點,思考孩子非認知能力的學習需求,以正向引導的方式,培育出對自己有信心、對學習有成就動機的孩子。

建立信任專業,讓教保工作是尊嚴的勞動

在幼托場域當中,教保人員是重要關鍵。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陳亮吟談到監視器,現在有些私立幼兒園業者用雲端監視來當成招生的手段,這種職場好像是單面鏡的訊問室。但教保品質必須來自於信任,不應用監視器製造現場過度壓力,否則只會讓更多幼教人不願意進入這個產業。

現場老師要有陪伴孩子的時間,需要對專業的信任與充分的親師合作。東台灣幼兒教保專業促進協會理事長陳淑芳分享,在芬蘭看到幼教工作者不用給家長繁複的文書,不必接受政府評鑑,因為家長及政府的信任,讓老師能將所有的時間都陪伴孩子。永建非營利幼兒園的李文敏老師及林意紅園長則分享建立友善職場的經驗:透過合理的工時安排、減少活動、會議及文書,降低工時。透過和家長充分溝通,不用制式的聯絡簿也能讓家長知道孩子在學校做什麼,進而理解學校的作法,就是為了讓老師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

 

 

照顧的本質,是人

據教育部2019年統計,教保服務人員場域當中98%從業人員都是女性,她們與台灣大多數的女性相同,身處於勞動與性別交織的困境。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洪惠芬教授以「原來,我們都是金智英!」為題,說明密集母職造成新時代育兒女性面臨更嚴苛的教養與照顧需求;女性同時面臨「母職-照顧者」與「經濟-工作者」的壓力,更讓女性處於文化與內在的自我衝突與矛盾。洪惠芬提出「托育與長照服務公共化」、「性別運動結合工運」等解方,讓照顧者不再被邊緣化。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簡瑞連則現身說法,為什麼教保人員要搞工會,是為了要爭一個友善生育的職場。政府認為「提升照顧品質=專業提升」,一味要求進修、「文本」佐證老師的課程能力,卻忽略了勞動環境才是真正影響照顧品質的關鍵:高情緒勞動、低薪低尊嚴、消費服務導向、不尊重照顧者專業,導致職場流動率高,留不住照顧者,遑論照顧品質。簡瑞連強調,國家政策應該使照顧者身心健康、生活工作休閒平衡,才會有好的照顧品質。

托育公共化未來十年願景

非營利幼兒園推動聯盟召集人劉毓秀於閉幕式提出未來十年願景,藉由國家推動0-12歲不間斷的公共托育,提供幼兒優質托育,讓孩子及家長免於惡性競爭教育之苦,把童年還給孩子,把良好關係還給親子;支持家庭雙薪及雙親育兒,讓女性享有工作權與自主權;實踐跨階級共享,讓弱勢兒童受到優質托育,也讓弱勢女性能夠就業,消除「女性與家庭的貧窮、貧窮的世代複製」;最後,將男性從獨撐家庭經濟的苦境解救出來,讓男性享有育兒和家務的權益。

在上述基礎上,將能讓所有階層女性、男性、小孩的完整主體性與台灣的主體性,同步達成,協助台灣走向性別平等的坦途,並走出超低生育率的國家安全危機。

本文原刊載於網氏/罔市 bongchhi.fron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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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煮軟爛、幫推輪椅⋯⋯將父母老後交給外傭,為何反而會害了他們?

作者: 
王百芳(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發展部專員)

 

衛福部最新統計顯示,台灣人「不健康生存年數」高達8.41年,創下歷史新高。如何健康老化,是高齡社會令人頭痛的課題。

 

不放棄勞動的機會 = 不長照的老年生活

怡甄是彭婉如基金會的家管員,目前服務的11個家庭中,超過一半有70歲以上的長輩,其中服務最久也最高齡的90歲楊爺爺,讓她看到「不長照的老年生活」的典範。

她觀察到,楊爺爺的秘訣是「不放棄勞動的機會」,無論上街買菜、煮餐、洗衣都不假他人,一手包辦;而需要爬高爬低、衣被換季等粗重、容易跌倒受傷的家務,則交給家管員。

楊爺爺的生活態度,可以簡單濃縮成「積極活動,預防臥床」這八個字,完全打破了東方社會「有事,弟子服其勞」的觀念。

在基金會眾多服務長者家庭經驗中,發現台灣的二、三年級生,是一群「宅老人」世代。這個「宅」,可能是因為身體功能退化,不方便出門;可能是因為環境與空間不夠友善,害怕出門跌倒;也可能是退休後,不知可以去哪裡。

而這群長照2.0各級服務都難以接觸到的長輩,往往是基金會家事服務方案的使用者。他們有很高的比例沒有運動習慣、社會連結較薄弱;在身體因素無法煮飯後,飲食就改以外食為主,營養不均衡;更令人擔憂的是,家中往往缺少防跌止滑的設施,安全堪慮。

「宅在家老化,送進機構臥床」,是台灣常見的長照故事,這是許多家庭的痛,也是社會沉重的長照負擔。

面對「宅老人」挑戰,開發銀髮家事服務訓練

20年前彭婉如基金會在規劃家事服務時,是為了做老人服務:「只要提供精簡省錢的家事服務,長輩就能夠維持在家自立生活的習慣,而政府的長照資源,就用來照顧中、重度的人。」因此2016年起,彭婉如基金會進一步提出「銀髮家事」的概念,讓獨居長輩、雙老長輩,以及家有70歲以上長輩的家庭,優先得到服務。

基金會的家事服務訓練不再只著重清掃技巧,開始要求家管員對長輩的居家環境安全要有清楚的概念;要能分辨健忘與失智,更需要學習各種慢性病飲食的注意事項。

因為,銀髮家事服務往往不只清潔、打掃、煮飯的功能。家管員怡甄所服務的高齡的獨居阿嬤,在膝關節開刀後變得行動不便;不但無法外出買菜,家務也難以處理,需要家管員協助清掃、買菜、分裝食材。

對阿嬤來說,一週最期待的就是家管員來的那天,可以有人說話聊天。家管員也常常自發做起安全看顧的工作,例如,擔心阿嬤自己一人在家洗澡的安全,便建議阿嬤改在她服務的時間洗澡,以便隨時能幫忙。

經年累月的服務過程中,家管員與長輩之間的關係早已從家務清潔的提供者,到陪伴者與安全看顧者,更常常是發現長者健康出問題的吹哨者。

40歲以上的中年世代,往往在忙著照顧子女、衝刺事業的時候,猛然回頭發現父母已在不經意中老去、需要照顧了。這時,台灣子女習慣早早幫父母請外勞,將長輩生活服侍得好好的。

但若快速將時間軸往後拉,卻會發現外傭的照顧模式,會代替長輩將原本可以自己做的事都做完了。例如,將飯煮的得軟爛,長輩逐漸失去咀嚼的機會,咀嚼功能就退化了;走路緩慢不順就推輪椅,長輩失去自主散步強化肌力的機會⋯⋯等,這些過度的協助,往往造成長輩加速失能。

生活自理、健康自立才能保障晚年尊嚴

如果有兩張圖像在你眼前,右邊是長輩坐在輪椅上由外勞推到外面散步;左邊是即使年紀大,仍自己推著小推車買菜、散步行動自如。哪一種生活型態比較能夠減緩失能呢?

右邊是台灣大街小巷常見的場景,左邊則是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劉毓秀到瑞典考察時,看到當地的老人家的生活樣貌。瑞典當地長輩即使行動不方便,仍然推著「助行小推車」自己坐公車買菜。這個畫面點出北歐人對於生活自理的堅持,此模式在瑞典社會已證實能有效壓縮失能,從前端根本減除長照壓力。

回頭看文章開頭提到的90歲楊爺爺會驚訝地發現,他的養生哲學跟遠在8,389公里外的北歐社會,不謀而合!

因此,台灣的中年子女應有更大的前瞻性,將眼光放得長遠,不要剝奪父母勞動的機會,讓父母維持生活自理、健康自立的生活模式。此種做法可減少疾病風險,並且延後失能,保障其晚年的尊嚴。

關鍵時刻的一個選擇,決定了長輩老年生活品質,以及一個家庭的照顧負擔,甚至是台灣未來高齡社會的存續。

本文原刊載於未來城市@天下https://futurecity.cw.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