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十年前，回到課後照顧──謹以此文紀念婉如基金會滿二十歲

日前在報紙上一眼瞥見大大的標題：「家長放心，學校課後照顧班激增」。原因在於「雙薪家庭達七成，相較安親班，優勢在師資與收費」，開班數逐年增加，到106年度已經破萬（聯合報108年1月22日）。這則新聞像一枚時光膠囊，驀然將我送回二十年前，婉如基金會於成立之初推動設置學校課後照顧班的那段日子。赫然發現以前栽種的小苗已經長成大樹，驚喜感動不已。

婉如基金會成立後，最初致力於消除暴力犯罪，於超過一百所國中、國小學區推廣「社區治安行動」。於此過程中我們逐漸發現，治安維護的治本之道，在於讓小孩健康成長。我們先是結合各地社區的力量，進行國中生的認輔。我們從中認識到，這項工作有必要從小學開始做，而小學生太小，需要的不是補救教學、心理輔導之類的暫時性措施，而是常態性課後照顧服務，用以補足新時代雙薪小家庭以及越來越多的解組家庭的薄弱育兒功能。

婉如基金會因而參考北歐瑞典等國制度，研發出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方案，與學校合作，培訓、遴選因為育兒離開職場的女性擔任課後照顧人員。於其後的七年間，婉如基金會於八個縣市辦理這項服務，合作的學校約為六十所上下，照顧的學童六千名上下。由於成效卓著，於民國九十四年，婉如基金會將此項服務成功推動為全國性政策。前面提到的新聞報導引述雲林縣仁和國小校長的話：「偏鄉八成學生參加課後照顧，學生可以留到傍晚五點半再回家。」台北市永安國小校長也說，「有些家長認為課後照顧已是學校的基本配備」，「學生最晚可以留到晚上七點」。可知在婉如退出課後照顧十五年後的今天，無論在偏鄉或大都會，這項服務都是家長普遍需要的。

當初推動政策時，婉如基金會飽受才藝班、安親班勢力攻擊，為了避開圖利自己的嫌疑，不得已全面退出各縣市的服務。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猶記當時基金會人員與各地課後照顧媽媽們相擁痛哭，而她們最捨不得的，是那些最需要照顧的弱勢兒童。這些弱勢兒童，當年就是靠著婉如之友互助捐款，以及各地社區的自發協助，而得到所需的照顧。在新政策上路後，弱勢兒童的費用，改由教育部和縣市教育局全額負擔；這是教育部主動提出的設計，記得當初教育部此舉曾經讓我們這些民間推動者感動落淚，因為這意味著全國各地眾多弱勢學童將有不一樣的人生機會。這是由於課後照顧內容包含作業指導和生活教育，對弱勢兒童而言，效果遠遠優於各項零散的課業、心理、行為補救措施，因為日日、年年的常態性課後照顧服務，全程陪伴了眾多學童，能夠大幅度消除學習和成長障礙。

婉如基金會研發、實驗、推動的課後照顧，呈現「普及服務＋容納弱勢」的「跨階級共享」模式，讓不同境遇的家庭共同享受優良品質的服務。──婉如基金會其後陸續研發、實驗並推動的居家保母、非營利幼兒園、公共托育家園，都延續這基本的模式。後面這幾項政策，是與「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夥伴團體共同推動的，唯有打前鋒的課後照顧，是婉如獨立進行的，其困苦過程，特別令我們難忘。

婉如基金會與夥伴團體共同推動「平價、優質、普及、不間斷的0-12歲公共托育服務」，支持家長兼顧工作和育兒，以提升幼兒和家庭的福祉，並緩解迫在眉睫的低生育率。其中，居家保母目前總共收托四萬多名嬰幼兒；非營利幼兒園（配合父母工作時間提供，沒有寒暑假，不同於公幼）共約一百三十園，可收托1萬多名2足歲至學齡前幼兒；課後照顧共收托16萬多名學童。

各項公共托育服務的提供量，仍然嚴重不足。此外，解除低生育率除了要有平價優質的公共托育之外，也要打破刻板性別角色，一方面讓年輕女性不用因為婚育而離職（少了一份薪水，就養不起兩個小孩、無助於解除低生育率了），另一方面也要呼籲男性參與育兒（今天的年輕女性很在乎小孩的爸爸要參與育兒，否則她們就不願意生育）。所有這些，有賴啟動火力更強大的社會觀念仗和政策仗，婉如基金會將與「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夥伴團體繼續並肩打拼。所有這些，都需要婉如之友的持續支持。